伯希和此行就中国学术界所做评点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转向似有潜在的影响作用。关于国际学术界对陈垣学术成就的看法，1930年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只是泛泛论道：“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11]1935年为陈垣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即明确指出：“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12]此即为实事，而非泛指，其间伯希和的评点应是所依据的本事。
1942年，陈寅恪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公开声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13]所以要“捐弃故技”，回到禹域之内，客观条件限制外，以伯希和为代表的国际汉学界的态度当起重要作用。
伯希和的看法与中国学人的公意不谋而合。有人引述：“记得傅斯年说过，中国有两个世界型学者。他所说的两个学者，一个是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陈垣。”[14]这一从意思到用词几乎与伯希和完全相同的评语，显然并非单纯模仿后者而来。1928年，傅斯年为筹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事致函陈垣，以陈与王国维相比，称颂：“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15]此言出自心高气傲的傅斯年，的确是发自内心。
1932年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别时贤为三类，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一为博辩多识，“鉴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挈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前者当指胡适新派，其次则章门弟子，最后似为陈寅恪。“综斯三途，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此可谓一时之俊，未可谓百代之英也。”
在孙楷第看来，“名浮于实者一时而已，实浮于名者则百世而下其名将益彰。后生小子所须要者为实浮于名之前辈，非名浮于实之前辈。凡夫庸流所震**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16]1934年尹炎武在南京邂逅黄侃和朱希祖，“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闻者无异辞”。[17]由此可见，公开以陈垣为中国学术首座，虽由伯希和一人之口宣示一己之见，却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学术界的公意。
[1]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5册，196页。
[2] 伯希和：《库蛮》，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第2编，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