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后，尹炎武离京南下河南，其4月27日来函，是他“到汴四五十日”后写给陈垣的第一封信。因尹离京的具体时间不详，虽然照情理宴请伯希和应在1月内，亦不能绝对排除2、3月的可能性。尹炎武未能亲予送行之事，有关情形当得自在京的思辨社友或其他知己。参与“聊园春”的朱叔琦，即在送行之列。
“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与此次伯希和来华的活动相吻合。早在1932年10月，中国的报刊即报道：
据可靠消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氏不日东游，先至安南，然后经香港、上海至北平。在安南居留较久，香港、上海并不久留，而在北平则亦须勾留多日云。[8]
其目的是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伯氏于1932年年底到达北平，“法国公使馆为欢迎介绍柏氏起见，特于新年除夕前一日午后一时，在该使馆大楼，邀中法名流，作盛大欢宴”。[9]在平期间，伯希和除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外，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如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2月10日、24日，先后在燕京大学等处演讲《在华西方画家》（WesternPaintersinChina）和新疆考古[10]，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
法国公使馆以外，《北平晨报》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辅仁大学及北平学者名流，陆续有欢迎伯氏的宴会。在各种公私宴会上，伯希和会见了北平的众多耆宿新进。如1932年12月31日法国公使馆宴会上，中方“到会者有前教长傅增湘、蒋梦麟、翁文灏、李书华，墍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主人法公使韦礼德，席间招待，至为殷勤。推傅增湘首座，操简单华语应酬。旋以法语致辞，介绍柏希和，希望中法学术互相答谢。客主之情，极为欢畅，一时之盛，数年未有，久为促进中法文化至可纪念之嘉会也。柏氏操华语甚流利，与傅增湘互道旧情，相与大笑。”[11]1933年1月10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公宴，“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等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12]1月21日辅仁大学宴请，“陪宾有法公使及傅增湘、胡适、刘复等，与本校重要教职员”。[13]2月11日留法的王了一私宴，“在座有罗莘田、王以中、刘子哲、王静如、李桂芳、刘半农、黎锦熙、冯芝生、叶石荪、刘盼遂、浦江清等，多一时之彦”。[14]几乎囊括北平故都的新旧学人。
按照原定计划，伯希和在北平的活动到2月底结束，3月初赴日本[15]，后因故推迟到3月中旬，拟在东京举行四次讲演，讲题分别为：1.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2.中国的外来诸宗教。3.东土耳其斯坦的考古学研究。4.关于蒙古史诸问题。[16]不过，尽管伯希和一再延期，东游计划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个中原因，一是伯氏本人的自觉，二是中国学人的情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行动，激发中国学人的抗日热忱，也引起国际同仁的义愤。伯氏虽然事先有访日计划，但当傅斯年问其“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
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