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录有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致陈垣函，中谓：
今月十五，伯希禾翁回国，我公与适之、圣章、叔琦、贝大夫诸君到站送行。临发，伯翁谓人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1]
或以此事在胡适日记书信等文字中毫无蛛丝马迹，疑为子虚乌有。复因文气稍滞，可揣度为尹炎武的私意，所以值得仔细辨证。
是函标点似可略作调整，并疑有脱字（作、编者均有可能），伯希和语的引号，至少应移到“独吾陈君也”之后。该书信集收录尹炎武致陈垣函83通，均称“师”、“老”、“公”、“先生”，以其身份，当不会妄呼“陈君”，亦不至于称年长12岁、学术界群相敬重的王国维为“国维”。以情理度之，此言当出自与王国维年龄相仿（伯氏只小1岁）、地位相当，且不会严守中华礼法的伯希和之口。所以接下来的一句，也应是伯希和的意思。这从尹、伯二人与陈垣的关系以及在此前后各自的行踪可以证明。
尹炎武，字石公，江苏丹徒人，生于1889年，小陈垣9岁，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农专、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法大学。1922年5月，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八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人。[2]陈垣交游甚广，左右逢源，思辨社成员与之交谊尤为深远。谭祖任加入思辨社后，该社的轮集改到位于丰盛胡同的谭宅聊园举行。[3]后来尹炎武离京，“每念高斋促膝，娓娓雅谭，风月聊园，沉沉清夜，未尝不极目苍茫，精神飞越。南北相望，想同之也。夫以博雅闳深之学，精密湛邃之思，肴和百家，委怀乙部，冷交易集，起冬至而消寒，版本搜奇，汲修绠之供给。左揽绩溪之奇侅，右瞰藏园之珍秘，真率五簋，高谈娱心，横议华筵，抵掌快意，此情此景，寤寐不忘。”[4]
1932年年底伯希和经香港、上海到访北平，陈垣等人假座聊园，以颇负时名的谭家粤菜款待异国同好。[5]事前由陈垣出面，函邀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来往书信，有陈垣致胡适函一通：
适之先生撰席：
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时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主人为玉笙先生之孙、叔裕先生宗浚之子，亦能诗词、精鉴赏也。专此，即颂晚安。弟垣谨上。十三晚。
该函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置于年份不明类的1946—1948年间，编者注明“此信时间无可考”。陈智超编辑《陈垣来往书信集》，判定为1933年初。拙文《胡适与国际汉学界》[6]断为1933年1月13日，并据以认为胡适应邀出席了宴会。实则胡适未能出席，时间判定亦不免武断。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馆藏有“聊园春”照片一桢，署明为1933年摄，当为此次聚会的留真。照片曾经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揭载[7]，但较模糊，且仅指出伯希和、陈垣、陈寅恪等三人。据原片题识，出席者为——前排（自左至右）：陶兰泉（涉园，武进人）、杨钟羲、伯希和、柯劭忞、孟森；后排：谭瑑青、朱叔琦、杨心如、陈寅恪、尹石公、陈援庵。则尹炎武亦为亲与其事的陪客，或者此次宴请即由思辨社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