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接触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在1964年。那时，我还在纽约城市大学读本科。很想在此感谢让我读到《理解媒介》的那位教授，可惜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那时我才17岁。他指定我们班的同学读这本书，但是我已经记不清他为何要我们读这本书了（好像是教育心理学讨论课的参考书）。
十年以后，我再次在学校接触到麦克卢汉的著作。这一次他的东西经过一些整理——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一门课，我的鉴赏力也大大提高了。约翰·卡尔金[1]开了这门课。20世纪60年代末，他邀请麦克卢汉到福德姆（Fordham）大学担任一年的客座教授，而且在70年代初期成立了一个“理解媒介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他先后在安提奥（Antiock）学院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推出了媒介研究的硕士学位。我1974年进入社会研究新学院读硕士。他知识渊博，对麦克卢汉理解深透，古道热肠，乐于倾其所有给我们传授知识。我师从他学习麦克卢汉，不胜幸运，否则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不会成为现在的学者和媒介理论家。他不幸于1993年去世，我无缘当面表达感激之情。唯有希望本书作证，是他把我送上学术征程。
1976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我到纽约大学攻读“媒介环境学”（MediaEcology）的博士学位。纽约大学离纽约城市大学只有咫尺之遥，就在格林威治村的同一条街上。这个博士点的指路明灯当时是尼尔·波斯曼。[2]他不仅教我如何上课，而且使我洞悉麦克卢汉，洞悉麦氏对世界的影响。他不仅给我引路，而且把麦克卢汉本人介绍给我。此事对后来写这本书意义重大，容我下面细说。波斯曼是颇有影响的媒介理论家。虽然有时我不敢苟同他对媒介过分悲观的批评，但是本书还是常常引用他的著作，他运用麦克卢汉思想的成果引人注目。尼斯特伦（ChristineNystrom）和莫兰（TerrenceMoran）是“媒介环境学”的另外两位教授，他们也教我研究麦克卢汉。
我的同窗就像师长，与之切磋常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梅罗维茨（JoshMeirowitz）和瓦克特尔（EdWachtel）常常使我茅塞顿开。他们后来的著作也在本书引用之列。
1979年，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遇到生平的两件大事。我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本书也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一是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二是我应聘成为费尔莱·迪金森大学（FairleighDickensonUniversity）的传播学助理教授。
我与麦克卢汉邂逅的环境，我与他在世期间短暂而丰富的思想交谊，分别在书中述及，容在此赘述，只说一句。显而易见，我这本书最需要感谢的是麦克卢汉。而且，他是我人生际遇中，最会聊天，最发人深省的人。我们一共见面十余次。我们在饭桌上谈话，在街上聊天，不用说还有电话上的交谈。我们的切磋成为他公开出版的著作的最好的引文和解说。谈话涉及的范围与书中无异，常常是角度略有不同，层面不大一样罢了。但是都能够揭示云遮雾罩的路径，从而到达理解的彼岸。
至于教学，我得承认，虽然我献身于传授知识，并且以此为荣，但是我总是发现自己有那么一点自私的动机：我确实能够在教学中温故知新，每节课都学到一点东西，有时还学到许多东西。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开设的课程叫“大众传播理论”，它当然是充满了麦克卢汉——他的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每教一次都有助于我弄清他的思想。同样，80年代初，我在福德姆大学研究生院暑期班所教的“媒介环境”课，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麦克卢汉——希望对学生如此，但是它肯定是给我以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