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 月，我休假回家，在电话答录机上听到一则最令人高兴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留言——来自麦克卢汉。他没有自报家门，因为他很清楚，我会立即听出他的声音。他说：“我喜欢你的论文，但是你的表达有误。你把伊尼斯和我说成是‘媒介决定论者’，是不妥当的……”
这篇论文是我的，题为“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博士论文，纽约大学，1979）。我也立刻听出来留言的实质，这是不同意批评时，委婉客气的回应。他回应批评的典型方式，最公开最为人所知的，是在《安妮·霍尔》这部片子中的姿态（1973）。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位自命不凡的傻乎乎的教授，这位仁兄硬说电视是“热”媒介。得到他对我博士论文的回应，更不用说是部分肯定的回应，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此时的他，不仅是我心中20世纪最最重要的媒介思想家（我至今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是我亲密的朋友。与此同时我坚信，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说成媒介决定论者是正确的。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错的（谦虚从来就不是我的美德——如果谁真有这种美德的话）。他的回应使我由衷的高兴，同时我又坚信他错了，两者兼而有之。
几周以前，我向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委员会呈上了论文。尼尔·波斯曼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又是我的首席导师。与此同时，我将论文手稿邮寄给麦克卢汉，论文中的一部分引起了他的注意。麦克卢汉有一个观点被我描绘成“媒介决定论”。他说：“人仿佛成为机器世界的**……孕育和进化出新的媒介形式”（McLuhan，1964，p.56；亦请见本书第3章）。耐人寻味的是，我和麦克卢汉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着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实质上的不同。毕竟，我的论文说的是媒介演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为了生存而选择最适合需求的东西。所以我实际上同意麦克卢汉的意见：我们使媒介受孕。而且，我实际上发展了这个洞见，把他变为自己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见本章前面一些文字）。但是，他这个“受孕”说，还有他“催眠”观（见《理解媒介》第4章“自恋性麻木”），两者相加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是媒介的产品或结果，而不是相反。于是，我把这个观点（还有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其他类似观点）说成是“媒介决定论”。虽然人对媒介有一些控制能力，但是他们两人认为，发号施令的是媒介。新媒介把旧媒介转换为艺术。新媒介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为地球村。当前的媒介成为后视镜，使我们眼花缭乱，看不清新媒介的冲击力。上述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却自恋麻木、又聋又哑，死死盯着媒介的内容。换句话说，根据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最重要的特征是调控信息、决定事情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却死死盯着鸡毛蒜皮、令人眼花瞭乱的内容展示，幻想自己在掌舵，从而把自己给娇惯坏了。
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虽然我依然认为，在面对技术时那些观点把人放较低的位置。至今，有一个问题我依然与他意见相左：他强调技术，贬低人对技术的控制力。这是他那些观点必然的内涵。不过，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反对“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他抵制这顶帽子，这和他置身事外、不愿意预告未来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