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我看见了补救性媒介，看见了人类理性和控制力在补救性媒介中占上风。我认为，人类的理性和控制力在媒介演化及其后果中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和非刻意的媒介效果一样，补救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谓非刻意的媒介效果，就是我们视若无睹的技术效果。在大半辈子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卢汉献身于研究和说明这个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媒介演化本身是“冷”的——它隐藏在表层之下，放低姿态，但是它总是要求我们关照，以便使之改进。
我们可能掌握着驾驭媒介的舵盘，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后视镜。它不仅是停放我们错误感知的太平间，不仅是记录我们看不清的现在和未来的速记本，而且它还是积极引导技术走向康庄大道的设备。
说具体一点，我们如何向后视镜请教呢？
波斯曼（1998）常说，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用一种新媒介解决或谋求解决什么问题？他心中想说的答案是，经过仔细琢磨，找不到什么具有重要意义的答案。波斯曼的结论是，我们拥抱技术，或出于错误，或出于轻浮，结果是浪费时间，最好的结果也会搅扰我们的安宁。与此相反，我认为后视镜是一种工具，它可以给波斯曼的问题提供比较好的答案。
后视镜是刚刚过去的东西进入现在的一种放映机，是有助于我们跟上当前真正问题的理想设备。在功能清楚的补救性媒介中，比如审视录像机时，我们不需要后视镜，因为手边的问题及其补救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人都知道，电视有缺点，它提供的东西是短命的，而且其内容无法编程；录像机的发明，就是要补救这两个缺点。录像机的这些优点，人人都立刻认识到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媒介还像奔驰的马车一样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说，媒介解决的问题并非是立马可见、不言自明的。实际上，完全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手边有一种媒介，但是我们对其解决的深刻问题却浑然不觉。因此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贝尔发明电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给妻子发明助听器；爱迪生起初认为，他发明的唱机将是一种电话录音机（已如前述）。十年之后，他终于认识到，唱机首先解决了永远保存音乐的问题，成了一种娱乐的工具。他起初对电影的构想，是把它作为唱机的直观辅助器（详见Levinson，1997b）。和录像机这种直接因果关系清楚的补救性媒介相比，意料之外的媒介显然要多得多。在这些情况下，后视镜成了一个基本的工具，它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去喜欢哪些最初的感觉。
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产生的理由和它要处理的深刻问题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实际上，它起源于军界的连线网络“阿帕网”（ARPANET）。这和它粉碎守门人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结果，真正是南辕北辙。这正是本书始终探讨的问题。创办“阿帕网”的目的，是要促进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体制里的信息流动，继起的互联网增加信息流动的能力却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结果是它铲平了一切等级系统。凡尼瓦·布什、恩格尔巴特[1]和泰德·纳尔逊[2]等理论家，与重新需要中介的深刻的传播问题保持接触。他们在探索新媒介的可能性时，用后视镜与这些问题保持接触。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互联网的好处（关于这三位理论家，详见Skagestad，1993、1996）。互联网缓解了许多问题。除了守门人的问题之外，还解决了纸媒传播缓慢的问题，网下传播把许多脑袋关在门外的问题——夸美纽斯[3]把许多人的交流叫做“伟大的对话”（“GreatDialogue”）。它解决了人们的思想差距问题，解决了难以用可触摸方式表达思想的问题。有了互联网，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本书讨论的旧媒介的许多短处，也由于互联网而得到缓解。在后视镜里，上述一切问题都更加清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