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媒介的改良，关键在于控制媒介，在于我们的控制能力。虽然我们常犯错误——今天、昨天、明天都犯，而且为数不少，但掌握技术总是好事，理所当然。我们掌握的技术总是胜过我们不能控制的技术，我们可以用掌握的技术去做这样那样的选择。如果技术超越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不能进行选择，那么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就像是无智能的有机体那样可怜。除非有人争辩说，对万物、对地球而言，无智能的有机体比人更强，而且争辩说，我们增强控制力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倘若如此，我就乐意对他做出让步，继续讨论已经毫无意义了。然而如果你相信，人的理性和他以前的生物比较，是意义重大的进化，而且相信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我就请你继续往下读。
麦克卢汉认为，理性是希腊人“编码的线性思维方式”产生的后果（见Stearn，1967，p.270）。换言之，理性是拼音字母的产物。他在坚持论断、举例证明时，保持着高度的理性精神（Levinson，1981a）。无论如何，他倾向于这样的认识：人类历史的整体和局部都是技术影响产生的结果，我们几乎完全不能控制技术的影响，而且常常对技术的影响一无所知。事实上，他对我们缺乏控制力的强调，使他对价值判断的抗拒能自圆其说：倘若我们真正对媒介最深刻的影响和冲击力麻木不仁，倘若我们真像那喀索斯那样，在痴迷追求自己的水中倒影时憔悴而死，那么如果要判断哪一种媒介孰优孰劣，还有什么意思呢？反正，对于这样命定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了。
然而，媒介的历史，尤其是我提出的所谓“补救性媒介”证明，我们的确是有控制能力的。我们发明了窗户。对于原来的墙壁来说，这是改善。比起笨拙的不透光的墙壁，或者有孔而不保温的墙壁来说，有窗户的墙壁的确好多了。后来我们发现，窗户的发明使窥视者能够往里看，于是我们又发明了窗帘。我们发明了电脑的运行软件“视窗”。对于DOS枯燥无味的准确性和Macintosh好玩的模糊性来说，“视窗”是一种改进。当我们发现“视窗”的问题以后，我们可能要发明和窗帘一样的东西（换言之，回头看第7章，起诉微软公司搞垄断是太离谱了：其产品只要有用就会走红）。还有许多例子能够说明，我们对媒介出现的问题做出回应，改进媒介，是富有理性的。窗户和视窗仅仅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我们不是讨厌不在家里时接不到电话吗？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补救这个缺憾的电话录音机（实际上，爱迪生1877年发明唱机时，他首先构想的用途是录音。那是在贝尔拿到电话专利的第二年）。我们不是因为受电视日程的支配而感到遗憾吗？那么我们就发明录像机把自己从电视的铁腕统治下解放出来吧。（关于补救性，媒介详见Levinson，1997b；关于窗户是原型媒介的早期讨论，详见Wachtel，1977/1978）。
事实上，我在探讨媒介演化时，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媒介演化的总体情况：首先，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我们幻想中的渴求（因此，埃及的象形文字、希腊的拼音文字和电报，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语词延伸了千万年、千万里）；其次，我们发明媒介，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因此，照片捕捉住文字中失去的那部分直观形象，电话、唱机和收音机重新捕捉住了语音）。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整个的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是补救措施。因此，互联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媒介的改进（关于“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我的首次长篇论述见1979a；关于我首次讨论补救性媒介的情况，请见1988b，pp.225-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