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救性媒介证明，具体技术的决定论要逆转过来。我们不愿意忍受偷窥者汤姆（PeepingTom）的冲击，所以我们发明了窗帘。我们不甘心让电视屏幕上喜欢的形象飞逝而去却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发明了录像机。我们不愿意在文字的沉重压迫下洒汗挥毫，让语词从构思那一刻起就被钉死在纸面上，于是我们就发明了文字处理机。拉开距离一看，这些逆转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媒介自动的、必然的突变，是窗户、电视和文字遭遇到功能的外部极限时发生的突变。然而实际上，它们是人有意而为的，是人类理性煽起和完成的逆转。如此的人类首创和成就，并不是要否定或颠倒逆转的过程，而是要给逆转提供信息、指示方向、加以改造。与此相似，人类在世界上的出现，改变了蚂蚁、鸟类和水獭业已表现出来的技术努力。事实上，人的出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生命形态的技术努力。
互联网及其体现、证明和促进的数字时代，是一个“大写的”补救性媒介（remedialmediumwritelarge）。这是因电视、书籍、报纸、教育、工作模式等的种种不足而产生的逆转，差不多是过去一切媒介之不敷应用而产生的逆转。许多诸如此类的补救，并不是如录像机那么有意为之，录像机是为了医治电视的短命而苦心孤诣制造出来的。但是，在新千年里，许多媒介集中起来、结合起来，以助于解决过去媒介面对的各种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数字媒介使传播速度加快、省事省力。于是，有意发明的媒介，和歪打正着解决问题的媒介之间的差异显著缩小：数字传播提升了人的理性把握，在这一点上，一切媒介都成为立竿见影的补救媒介。
这里既有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有我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一方面，媒介演化的加速，给我们带来这个前途光明的转折点，它可以把我们抛入一个逆转过程。在这个逆转中，个人的自由选择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一个个狡诈的守门陷阱。不错，这些门是开着的，但是，门里的地盘早已划定。超文本链接的网页，可能是政府审查后用高明的手法稍稍扭曲了的网页。这些网页不是窗口，而是镜子——仅仅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的重放而已，我们看到的东西，最多是一小撮精选的官员认为我们该看或不该看的东西。
另一方面，媒介演化的加速，把我们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给我们带来一个初露端倪的机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选择和理性指向的机会。与此相比，杰弗逊总统所谓的理性时代，只是一个只把公民权授予富有的白种男性的时代。他那个理性时代，只不过是我们如今需要再现的幼苗，需要精心培育成为参天大树的幼苗而已。他那个理性时代，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就像把野蛮人与民主隔离开来的时代。
在新的数字地球村里，是没有野蛮人的。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虽然不是无限的——权力去阻止不符合我们利益的逆转。至少，我们有权力迟滞这种逆转前进的步伐，以保存和开发我们喜欢的媒介环境。
所以，麦克卢汉的有生之年尤其他那画龙点睛的媒介定律，可能给我们明明白白地展示了媒介的活力，展示了它们不可抗拒、无意为之的后果。在我们的数字时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转换成为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人类业已得到增强和提升的对技术的控制能力。
这是麦克卢汉毕生刻意为之的结论吗？
抑或是另外一种结论呢？媒介决定论的数字消解，上述一切媒介演化的解释，以及若隐若现的预测，是否业已见诸麦克卢汉的著作呢？这是否就是他一切非刻意为之的结果中最为重要的结果呢？
请不要等待我或任何人告诉你结论是什么。
请你读麦克卢汉的书，读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重读我这本书，然后自己去得出结论。
[1] 法老伊克纳顿（Ikhnaton），3000多年前，他创制了一种一神教，他一去世，祭司们迫不及待恢复原有的多神教，他创制的普世的、一神教的太阳神阿顿随之销声匿迹。莱文森和麦克卢汉学派的其他学者认为，埃及一神教的失败证明，拼音字母表是一神教产生的首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