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白纸黑字变不了，无论手写装订的书还是大批量印制的书都是如此。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作者本人要校对勘误，然后才敢把黑字固定在白纸上。印刷机问世之前，原创性的文本和经典文本比较，数量是很小的。修士们抄书的工作日程，就是确保在保存珍贵的古代知识时，没有歪曲的东西被塞了进去。
有人也许认为，印刷机使书籍的独特性有所减少，所以它会使上述情况完全改变。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情况的确如此。路德[2]宣告，人们可以自己读《圣经》，可以在神圣的问题上不寻求教会的中介，因为印刷机可以印制足够多的书来满足教徒的要求。于是，人们在罗马教会的门外思考《圣经》。同样，虽然伽利略被劝诱到罗马教廷去放弃他的哥白尼日心说，但是他的书在其他地方还是照旧发行，并进行抗辩。这个例子和其他例子说明，印在书上的文字是凝固不变的；一旦进入流通，连威严的罗马教廷也对它奈何不得、无法修改了。一千多年来，凝固在书上的文字已经掀翻了禁锢的大门和守门人。
然而，印刷王朝又在新的层次上设置了自己的守门人，因为编辑和出版人承担了签发稿子的责任，他们要对滚滚而来的新文本的各方面进行把关，从事实的准确到拼写的无误。其逻辑是，手稿中的错误，一旦进入数以千计的复制件时，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因此印刷品需要守门人的特别注意。在手稿时代，拼写的分歧多变，几乎和发音一样五花八门。到了印制的书籍里，拼写几乎成了永恒不变的博学的徽章。
印刷机到来后，守门把关不是取消了，而是以新代老、放大加强了。这是媒介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教会本身作为出版质量的头号仲裁者，被拉下马了。但是，每一个印刷中心实际上成了与作者对立的教会，作者手稿的出版要得到它的首肯。起初，这种非集中化的受益者是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对羽翼渐丰的出版机构实行严格的控制。这个出版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后期。苏联的政治局实行的把关，和教会的统治集团一样，是柏拉图的哲学王（philosopher-king）守门思想。事实上，在广播和其他新媒体的情况下，守门思想一直要延续到21世纪（关于出版业在欧洲的兴起及其后果，详见本书第七章，以及Levinson，1997b）。
在欧美的大多数民主社会里，出版业摆脱了政府的约束，凭借广告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禁止政府充当守门人：“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在执行的过程中，《第一修正案》屡遭违背，尤其是在20世纪（Levinson，1997b）。但是守门思想的继续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媒体自己发挥守门人的作用。起初，教会企图给整个基督教世界把关。接着，十多个民族国家企图仿效。稍后保障媒体自由的努力比如美国的《权利法案》既成为出版权的保证，又成为保守信息的权利。两面神并没有被消灭，甚至没有被削弱。他仅仅是被克隆了，而且是大规模地被克隆了。
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界摆脱政府控制的广告本身，就使新闻界守门思想不可避免。巨额的广告收入取决于每一期报纸的出版。其版面都经过精心的分配：X数量的新闻配Y数量的广告。报纸不可能刊登所有的新闻，必须小心翼翼地取舍它刊发的新闻。书籍的经营不同，但是结果还是有类似的限制：出书有特定的成本，从纸张、印刷、装订到发运，出版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衡量出什么不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