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节中琐碎的仪节之争，因为有了宋金之间外交、实力较量背景，就显得非常耐人寻味。在这种语境下，即使最细微的仪节都被视为国家民族荣辱所系，关系到国家民族利益的得失。官员们在圣节的应对中都考虑到了这一层利害关系，所以必须小心谨慎。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泉州观察使知閤门事石清为馆伴副使，由于“饮醉慢易”“在馆因酒与使客人从有语”等不慎行为，受到了“特与外任”的处理。[21]相反，右司户员外郎吕广问在与金使高景山、王全的交锋中，因处理得体而拜起居郎。[22]对圣节仪节的处理并不是一味生硬地坚持既定规则，南宋多数时候毕竟处于弱势，所以外交交往中需要更多的弹性和妥协，要求负责的大臣具有高超的外交智慧，既不有损国体，也不过分地刺激金使。黄中虽有执意让金人拜于庭下的强硬，但金使萧荣等人回程经过平江，“欲观姑苏台百花洲，非例也，中许之”[23]。金使在庭拜争议中失败，为了挽回面子，故意提出这样超出常规的“非例”要求。黄中虽有强硬的一面，但在处理外交仪节中，只要无伤大体，也有灵活、弹性、避免争端的一面。
南宋与金之间的圣节外交的冲突与较量，在金贺天申节使高景山、副使王全出使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遣佥枢密院院事高景山、右司员外郎王全为贺天申节使出使南宋。在此之前，完颜亮一直为南侵做战略准备，而南宋方面的决策者却未能对此引起充分注意。此前一年，出使金国的贺允中、叶义问均已觉察金欲背盟。[24]绍兴二十九年（1159），黄中贺金主生辰归来，提醒宋高宗金人徙居汴京，有南侵意图，希望早饬边备，但当时执政的是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不仅不加以注意，反而斥责黄中。绍兴三十年（1160），黄中为金贺圣节使送伴，归来再次提醒：“闻金日缮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25]但宋高宗始终对金抱有幻想，未能积极备战。
完颜亮南侵决心已定，高、王二人出使前，他事先为二人出使定出了调子，就是要寻衅以制造南侵之借口，完颜亮授意王全：“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之罪，当令大臣某人某人来此，朕将亲诘问之，且索汉、淮之地，如不从，即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26]，并令高景山回来后奏报王全是否按授意行动。显然，完颜亮就是想通过圣节挑起事端，为南侵制造借口。
有了完颜亮所定的挑衅的调子，高景山、王全二人的出使从一开始就有意制造事端，不按外交惯例行事，外交仪节上的冲突接连不断。在军事冲突之前，外交对抗已经展开。高、王二人入境后，“用故事遣中使黄述赐扇帕于洪泽镇北都馆。辞以乘船辄病，欲乘马。接伴使右司户员外郎吕广问力争，不从。久之乃至顿下。景山等举趾倨傲，述与之对揖，略不加礼。又遣人量闸面阔狭，沿淮顾盼，意若相视水面者。识者知其有败盟之意”[27]。量闸面阔狭，沿淮顾盼这些行动在天申节入贺这样的外交场合中极具军事挑衅意味，金败盟南侵之意表露无遗。接伴使吕广问力争，希望按既定仪节行事，这是南宋官员为维护国体尊严而进行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