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贺圣节等交往中，南宋所受的屈辱是比较多的。但南宋的史料中往往还不容易看出来，其缘故是宋人对这些记录做了“技术处理”，隐讳了许多屈辱的细节。秦蕙田对此看得很明白：“建炎南渡，奉表称臣于金，而就藩封之礼。金使之来者以诏谕江南为名。《金史》载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乃命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诏，拜起皆如仪。当时金使入见仪注，大率如此。《宋史》讳其事，高宗所谓事从简便，旧日礼数岂可尽行者，特饰词耳。”[12]金使贺天申节，应当也是金居高临下，以藩属待南宋。宋高宗的饰词显示南宋与金国在圣节等交往中的劣势，背后其实也是两国实力强弱、实际地位等级的体现。但要保全皇权面子，宋高宗很需要这个饰辞。
金国的外国使者贺圣节仪式分为入见、曲宴、朝辞等步骤，金国定制，以宋为三班品，高丽、西夏为五班品，入见以宋、西夏、高丽的秩序，朝辞以西夏、高丽、宋为秩序。这基本反映了诸国的实力和地位。[13]使团的组成主要有使、副以及各类随行的三节人从，据《新订夏使仪注》规定西夏三节人从上节、中节各五人，下节二十四人，宋国使团三节规格人数应该比这个高。[14]宋生辰使对待外交仪节非常谨慎，既要维护尊严，又不能过于奢求，以免引起外交上不必要的争端。贺圣节使团随行三节人从奉使曾一度可以自辟，“往岁奉使官得自辟其属，赏典既厚，愿行者多纳金以请”[15]。三节人从素质上参差不齐，容易引起麻烦，必须加强管理。绍兴十八年（1148）五月，“工部尚书詹大方言：近充贺大金生辰使，自入境待遇使人甚厚。及至大金阙廷，供张饮馔，一一精腆。臣已戒一行官吏，不得过有须索，窃虑后来三节人或有不识大体，责办供应，妄生语言，望严行戒饬，庶几邻好修睦，永久不替。诏今后使副及三节人并具知委状申尚书省”[16]。故詹大方在出使后上书希望戒饬今后贺金生辰使副及三节人从，严禁“责办供应，妄生语言”，引起外交纠纷。另外，从金人对待宋贺生辰使的待遇甚厚，我们可以推测金在绍兴和议达成初期，对双方确立的关系还是很看重的。保存在《平阳县志》（1926年刻本）中的宋之才《使金复命表》，显示了绍兴和议达成初期的宋绍兴十五年（1145）宋使臣赴金贺生辰的情况。[17]宋之才所言朝辞礼仪：“早来殿上礼数，乃敌国之礼，如高丽、河西皆无此”[18]，这可能是指“夏、高丽朝辞之赐，则遣使就赐于会同馆。惟宋使之赐则庭授”[19]，庭授朝辞之赐确实显示高于西夏、高丽的邦交地位，至于宋之才讲到的“敌国之礼”，实际出于述职中的夸诞之辞。
绍兴三十年（1160），工部侍郎黄中充馆伴金贺天申节生辰使，按照规定的外交仪节，圣节锡宴，“使者谢于庭下”，金使以天气太热为由，请求只于庑下拜谢，黄中坚持不同意，执意让金人拜于庭下。这个小小的仪节之争被看作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同时也被视为黄中个人了不起的业绩而被写入他的神道碑中。[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