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五月熟荔子，又见北使朝连昌”[6]，这是南宋人描述每年五月，金国使者贺天申节的诗句。金人遣使贺天申节始于绍兴十四年（1144），“己巳，金主始遣骠骑大将军安国军节度使乌雅和、通议大夫行大理寺少卿孟浩来贺天申节。遗上珠一囊，金带一条，衣七袭，色绫罗纱縠五百段，马十匹，自是岁如之”[7]。圣节、元正、冬至三大节相互遣使来贺，是当时各政权间外交活动的一种常规形式。天申节来贺，表明金人不得不面对赵构建立起的南宋王朝，金人扶植楚、齐以统治汉人的策略看来并不成功。从1129年（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到1137年（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金史·交聘表》上没有宋金交往的纪录，看来这段时间宋金之间没有什么双方认可的高规格外交活动，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伪齐政权（1130—1138）存在的时间。其间金的策略是扶植刘豫傀儡政权，消灭南宋。屡遭失败后，金认识到一时无法消灭南宋，所以放弃刘豫，转而与南宋接触。金与南宋之间高规格外交活动正是在伪齐政权垮台后第二年，即1138年（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开始的。这一年金以河南地归宋，遣右侍郎张通古等诏谕江南。在此之前，赵构曾多次单方面遣使称臣，金不允，一意消灭赵构的南宋政权。至此，张通古诏谕江南，视南宋为附庸降国，但从赵构看来，媾和偏安终于可以实现了。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1143），宋使贺金主生辰万寿节[8]；绍兴十四年（1144）五月，金派乌雅和为使贺天申节。从金的角度来讲，既然承认赵构的南宋政权，许多事情还必须通过圣节朝贺之类外交活动来沟通解决，更重要的是每年的圣节也是强化金与宋之间主从关系的一种仪式。而宋称臣于金，只是宋高宗与秦桧等少数人的个人意愿，朝野对此多有不服，故力争在圣节仪式中不辱国体。于是在兵革相加的正面战场之外，圣节朝贺中的仪礼之争成为宋金外交交锋的另一个战场。
南宋对金的贺圣节使者优加礼遇，从入境伊始，即有接伴使迎接，入驻后有馆伴使陪同，离开时有送伴使护送。来去之时，皇帝都要遣使存问，宣赐牲饩、银盒、茶药、扇帕等物；上寿仪式以后，绍兴十八年（1148）“始燕射于玉津园”。此后，玉津园宴射成为专门款待金国使者的必行“故事”[9]，许多新的邦交仪规在双方交往中逐渐形成。
宋人这种主动殷勤的礼遇，表现了宋在与金的交往中处于劣势的臣服地位。当然，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实际也都带有监视、伺探的意味。宋金之间的地位高下差别明显，宋对金的国书是下对上的“表”，而金对宋的国书是上对下的“诏”。宋接受金国书时，金使可以上殿，宋高宗要从御榻下来，接受金诏书；而金接受宋国书时，宋使不能上殿，只能立于宫殿台阶下面，金国皇帝也不必亲自接受国书，而由閤门使下来接书，捧书的宋使单跪授书。[10]
关于金国使者贺天申节的仪节，“有司言合照旧例：北使贺生辰圣节使副随宰臣紫宸殿上寿，进寿酒毕，皇帝、宰臣以下同使副酒三行，教坊作乐，三节人从不赴。既而三节人从有请，乞随班上寿，诏许之，仍赐酒食”[11]。按照北宋旧例，圣节上寿，除贺圣节正使、副使二人可以赴紫宸殿上寿外，其余人从皆无资格赴殿上寿。此时金人是以臣属降国视南宋，自然要求更高的礼遇，人从随班上寿、赐酒，从表面上看只是仪节的小小变化，其实是金人外交上的一次胜利，折射出金国对南宋的强势。宋高宗“诏许之”三字是隐讳之辞，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得不接受屈辱地位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