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张威罢职后不久就死于利州；一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安丙去世；再过一年的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安蕃去世。四人中程信活的时间较长，宋理宗时，他还在蜀口负责防御，当时侍御史李鸣复在轮对中提到了程信。[45]所以，立于嘉定十三年（1220）的生祠估计很快就没了香火，《鼎勋堂记》也随之湮没。通过对这一碑刻的研究，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当时蜀口政治军事情势的认识和了解。
（1）《鼎勋堂记》涉及或间接涉及的四个人物，除安丙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南宋川陕武将、官员中的“二、三线人物”，但就是这一级别的人物，在蜀口同样有生祠，这反映了蜀口作为军事特区的一些特点。军队将佐对当地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影响巨大，而县令作为最基层的亲民官一方面要抚定治下百姓，另一方面也必须满足上方为军事行动而进行的物资人力调发，他必须在这两方面搞好平衡，立碑的大潭县县令郭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仔细阅读这块颂德碑，尤其着眼于歌颂三人的爱民保民：“民以辑宁”“百姓便安”“始终吾民，仁厚一心”等。这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有奉承之嫌，但立碑者的用心和愿望还是明显的，在这种拥有强大权力的边境将佐辖区内治民，唯有通过这种软的颂扬来曲折地规范军人的行为。如果这种奉承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让军队在调发民间资源时哪怕有一点收敛，这种立生祠树功德碑的奉承还是划算的。尤其是碑文归结了地方希望表达的观点：不重民保民，军事上的成功不可能长久。如碑文所总结：“夫有以振之于其始，而无以保之于其终；知所以震詟中外之心，而不知所以培□战守之本，则暂成而辄废，方宁而遽扰，可立待也。”这种曲折的智慧本为古代官/民、上/下间的一种普遍情况，只是在蜀口这种特殊地方表现得更为突出。
（2）对诸如当时蜀口安丙、吴曦等一线人物的研究，前引蔡东洲先生、何玉红先生等人的著作已经有了详细探讨。《鼎勋堂记》中的三人虽是当时历史中的“二、三线人物”，其功绩和历史作用比不上安丙这类“一线人物”，但他们同样是开禧、嘉定年间蜀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平定吴曦之乱以后成长起来的将领、官员，平定吴曦之乱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安蕃由白身入仕途，张威由下级军官逐渐升职为蜀口防御中的重要将领，程信的提升可能更晚一些。三人都在嘉定十年（1207）开始的对金抗击战中起到重要作用，建立功勋，他们是一线人物制定的战略的具体实行者，也是一大批抗金前线将佐、官员的代表。具体执行战略时，变数就很大，情况也更复杂。对平定红巾军，安蕃、张威积极听命于安丙，同心协力，所以能迅速奏功。而在另一些事务上却显示不同的立场和决策，比如安蕃、程信是安丙对金进攻战略的坚决执行者，安蕃负责财计和物资保障，程信负责军事指挥，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而张威在这一战略上态度比较消极，屯兵不进，一定程度上要对巩州之役的失败负责。将帅意见不统一，各自行事，导致战争失败，蜀口防御战中，这一情况已经出现不止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