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方向是宋史。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观察10—13世纪宋、辽、夏、金、蒙古的多元文化与多边互动，理解第二个千年中塑造中国的复杂合力。统一的大唐帝国崩溃以后，在帝国旧疆之内各民族政权纷纭而起，迭代而兴，相互对峙，各政权既有其自身特点，但在文化与政治观念上又共享了许多汉唐以降的传统。这些共享的传统为重新整合统一帝国提供了资源。如果要构筑一个中国近世的原点，那么许多问题的追溯可能都会集中到第二个千年的统一帝国，这些包容性极强的帝国是由10—13世纪族群互动的复杂合力磨合出来的，为中国奠定了基本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格局，直到20世纪前期，这种大格局在根本性的方面基本没有改变。胡适曾主张中国的现代阶段是从1000年的宋开始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讲，10—13世纪族群互动、交融形成的帝国是现代中国的开端。
理解这样的历史进程需要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如果仅从某一政权或某一断代（比如宋代）的角度，很难对这个时代做出准确的判读。所以，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很早就倡导“大宋史”“贯通宋元”的研究路径。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为这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振奋。然而，随着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凭自己的禀赋和学识，离这样的目标差距尚远。于是，目标变成了憧憬。既然是憧憬，也就自我减压，凭兴趣，走到哪里算哪里，能走多远算多远。憧憬裹挟着兴趣，我自然而然地对民族交融的新史料充满热情，对展现多边互动的新视角满怀信心，但也苦恼于不能把这些“散点”突破整合成更具贯通性的叙述、普遍性的结论。有时我也自我安慰，或许根本没有这种想象的贯通性、普遍性，对具体事件的描述本身已经可以透视时代的丰富内涵。但这毕竟不能从内心深处说服自己，我还是觉得每个时代都存在可以感知和表达的贯通性、普遍性，当然不一定就是现在热衷讨论的“认同”“身份”“性别”“建构”等概念。这不是说自己就很高明，超凡脱俗，其实这些概念我的文章中也在使用。道理很简单，浩繁的史料总得找一条“线索”穿起来成文，最偷懒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政治正确”的概念抓过来就用，连缀成文，看起来似乎还颇有“问题意识”。老实讲，我是未能免俗，但一边使用，一边深表怀疑。我还是希望能表达出植根于本土，且符合时代语境的历史经验。
探寻时代的肌理不能从概念出发，毕竟第二个千年留存下来的史料，其内容的丰富和体量的巨大，如果选精集萃地使用，可以“支撑”很多奇葩的论调。历史研究中如何发现时代、地域、民族本身固有特性？师友的教诲让人受益匪浅。阅读刘复生老师的著作给我带来巨大启示，刘复生先生是宋史名家，又在民族史特别是西南民族史方面卓有建树。先生的著作建立在穷尽材料的基础上，极具反省性的史料辨析，清晰剖判族群的分合、迁徙、流变，在我看来一团乱麻的西南民族史，先生叙述得条分缕剖，而且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也在这种叙述中被清楚表达。对民族史的兴趣，以及民族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套路，我都是受到刘复生老师的熏陶和教诲，一直对他高明的民族史料辨析、运用功夫，调动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手段探寻民族文化的能力充满敬意。王东杰教授经常提醒我不要相信那些宏大叙事和现成概念，这使我坚定从个案、从细节去深描一个时代的厚度和气息。《学术月刊》的周奇先生多年一贯主持“边疆中国”论坛，至今（2018）已经举办六届，他认为“基于不同历史和语境的边疆族群历史和经验，需要改变那种将来自西方的理论简单直接地套用到东方各国历史与现实的状况”，致力于推动探索一套出自中国历史经验的本土学术表达。在这个论坛平台上，思想碰撞和交锋深化了问题的讨论，也令大家受益，本书的许多部分都在参加论坛时得到极好的修改意见。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教授不断提供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实地考察的机会，很多问题和思考就是在调查中萌生的，而且没有达远兄热情的催促和鞭策，好多文章可能至今恐怕还是头脑里的想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先生宽忍我的“拖拉无序”，促成本书出版，而他在网上读书平台上富有影响力的推介和谬奖，使我感到惶恐和压力。正是多年以来师友间同气相求，往复探讨，热情鼓励，才使得散漫而又虚无缥缈的憧憬、兴趣得以“聚焦”，变为文字，虽然不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可供批评的文本。真诚感谢师友们的教诲砥砺和鞭策鼓励。
教学相长，在与同学们的日常讨论中，我对认识问题的角度得以丰富。王立博士及刘益民、秦光永、李飞、卢振涛、胡东东、徐阳等同学在史料覆核和纠正错别字上做了不少工作，对本书的完善起到很大作用，一并致以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