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钱理群先生有一次回忆1978年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硕士招生考试时的情景，说当时这一专业计划招六名学生，但报考有近八百人，您是这近八百人中脱颖而出的六人之一，您曾经说进入现代文学专业有命运的偶然性，能不能谈谈这一转折前后您的境遇？
赵园：应当解释一下，有近八百人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应当与王先生那年不要求外语成绩有关——你看，“文革”后首次研究生考试，导师（或许只是北大的老师）竟然有这样的自由度！在王先生，也是仅此一次。他不要求外语成绩，自然是“从实际出发”，世事洞明，是王先生的一大长处。他考虑到了这几届学生“文革”中的荒废。如实地说，如若王先生要求外语成绩，不但我和钱理群，我们的其他同学也多半到不了他的门下。
当时的我是郑州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员。那所中学“文革”中派仗激烈，人事遭到了较大破坏。选择考研究生，像我一再说到的，更是一次逃离。所以能考取，我想是因为同考的七百多人准备都不充分，王先生只能不得已求其次的吧。
前一时搜集“文革”中与读书有关的材料，发现了一些可称“豪华”的书单。而我，除了《鲁迅全集》前六卷和一些苏俄小说外，没有更多的可供分享的经验。我所在的地方没有京沪的那种“沙龙”，我自己也不曾想到系统地读书。我说当时的自己处在“无目标状态”，过了一段“闲散的日子”。在整个社会都日益功利化之后，我其实很怀念那种状态，很愿意回到那种日子。
南都：明年是王瑶先生百年诞辰，我记得赵俪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忆及王瑶和冯契两位先生的文章，也曾谈及王瑶先生和朱自清、闻一多的师生关系。赵俪生先生有个观点是，弟子与导师，脱不开继承和异化两个方面。您觉得，就弟子与导师的继承与异化关系而言，您从王瑶先生那里继承或异化两者何者为主？
赵园：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和我的一班同学进校后，王先生的指导并不具体，同学间有交流，但大家都更是在自学。这固然因了王先生年事已高，也因我们是一批大龄学生。影响肯定是有的，这影响应当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潜移默化的吧，也就不大能诉诸清晰的描述。我和王先生较自然地来往，随意地交谈，已经是毕业离开北大之后。那时的交往方式主要是闲聊。王先生谈兴很浓，无所不谈，只是很少谈学术，尤其具体的学术问题。
我自己写过《刘门师弟子》这题目，最感困难的，是梳理刘宗周的弟子对其师的师承。这当然与我始终不能进入理学有关。我也说不清自己具体的“师承”。“师门”对于我，是王先生和一班师兄弟，是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师兄弟也不像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更是一个朋友圈子，而且不具有排他性。是不是同门，对于我从来不重要。此外，我至今也不大习惯于和别人讨论学术。学术工作在我，更是自己关起门来读书，思考，写作。
非“继承”即“异化”，是不是将关系过于简化了？
南都：您曾说优秀的学术作品是最好的老师，哪些学术作品曾经是您的老师？
赵园：这个问题其实与上一个问题有关。我的确是将别人的、前人的学术作品作为老师的。应当承认，得之于这些“老师”的，比得之于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要多。我从中受益的学术作品太多，是不是就不要列书单了？学习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更是由外国文学研究那里获益的。我至今仍然更喜欢读外国文学研究的文字，因为那些研究另有理论背景，表述也少一点八股气。我也向自己的研究对象学习，比如茅盾的、刘西渭的作家论，当然更有鲁迅的作家论，尤其他的论安特列夫、阿尔志跋绥夫。这些名字，时下的青年或许闻所未闻，那就找来鲁迅的《译文序跋集》翻一翻。鲁迅的这些文字也像他的杂文，有强烈的冲击力。我能感到震撼的，就是这种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