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工人阶层还没有受到某些“领袖”人物的感染，那么，在当前，怨恨所起的当今社会的主要作用在工人阶层内部就远比在日薄西山的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下属官吏内部小得多。不过，本文并不打算更为详细地研讨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最后，我还把“变节者”这一类型和（在更小程度上）“浪漫的”心态或甚至该状态的本质特点之一，称作怨恨之人的两个特殊“精神”亚类。
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偶尔大幅度改变自己坚信不疑的宗教信仰或其他（政治、法律、哲学）的深层信仰，或者，这种情况不是连续不断地，而是突然而断续地发生，那么，这样的人不应当被称为“变节者”。“变节者”应是这样的人：其新的信仰从精神上讲并非是该信仰的积极意涵，他在生活中不去实现与此意涵相应的目的，只生活在反旧信仰的斗争之中，只为了否定旧信仰而生活。他之所以赞同新意涵，仅只因为这是从他的过去精神中延续下来的报复行动链中的一环；精神的过去确实像网一样把他缠住了，与之相对的新事物只起着关系网上的一个网眼的作用；他就从这一网眼去否定旧事物，批驳旧事物。所以，作为宗教类型的“变节者”与“重生者”截然不同。对于“重生者”，新的信理和相应于新信理的新生活核心过程本身，是有意义、富有价值的。尼采恰切地强调说，德尔图良[24]的《论观照》第29章里的一段话（见《道德的谱系》第49页）是这种变节者怨恨的极端表达；照这段话的说法，天堂里的人享有极乐，而极乐的一个主要源泉，应该在于他们看见罗马的代理执政官在地狱里遭受火焚之苦。德尔图良的“正因为不可信，才信仰，正因为不可能，才确信——之所以信仰，因为它荒谬”（《论基督的肉身》，ctr.5；praeser.7）这句话把他捍卫基督教的方法——其实是对古典价值的报复的一种继续——总结得实在精辟，是他的变节怨恨的一个典型的表达。[25]
一般而言，任何思想方式都在较轻的程度上暗暗沾染了这种毒素，都认为纯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种创造力。“构成”了近代哲学之一部分的思想类型视为“给予的”和“确实的”东西，并不是自身明证的，而只是让自称反批评和怀疑的那个X起作用，所谓“毋庸置疑”，“无可争议”云云。这种思想类型沾染、浸透着怨恨。“辩证法”的原则同样如此。“辩证法”不仅想通过否定A产生出一个非A，而且还想产生出一个B［斯宾诺莎的“每一界定都是否定”（黑格尔）］。[26]人们抵达自己坚定信念的道路，不再是与世界和实事本身直接沟通；只有批判他人意见并通过这一批判，才会形成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对这些意见之正确性的所谓“准绳”的追求，就变成思考者至关重要的事情——无论情况如何，怨恨活动都笼罩着思维，伴随其始终；怨恨的虚幻的正价值和判断总隐藏着否定和贬值。与此相反，一切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批判，其基点都在于：不断地在实事本身上检验他人的意见，就是说，其基点并不是怨恨批判支配的原则——怨恨批判把“实事本身”只视为反对尝试批判自称有效的原则。
在另一意义上，浪漫心灵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总带有怨恨——至少在这样一种程度上：该类心灵所特有的、对过去历史上（古希腊、中世纪等等）某一国度的渴念，并非基于让该时代自身特有的价值和财富的特殊引力，而是基于一种内在的、逃离自身时代的运动；与“过去”的一切称誉和赞赏总具有一种共鸣的意向——贬低自身时代和现实的意向。比如，荷尔德林对古希腊的爱是一种本原的、正性的爱，是发自作家内心深处的、与希腊人气质相同的爱；而弗·施勒格尔对中世纪的渴念却浸透了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