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生活的时代，正是“现代仁爱”的这些粗鄙至极的观念和怪胎大受欢迎、大受青睐的时代。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反对这一运动的斗争！
如果认为这一尤其在现代社会运动中得到广泛传布的观念（而不是基督教的爱理念）的根源，在于历史上积聚起来并在传统影响下生长的怨恨，如果在这一观念中看到一种日益没落的生命表现和征兆，那么，在我们看来，尼采的斗争是对的。这场社会历史性的情绪运动绝非基于一种本原的、朗然显发的、倾于积极价值的运动，而是基于一种反抗、一种抗冲动（仇恨、嫉妒、复仇欲之类），其矛头指向那些懂得积极价值的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这样，现代仁爱运动的核心便昭然若揭：它基于怨恨。“人类”并不是这一运动中的爱的直接对象（那样的话只有可见的东西可以推动仁爱），在这一运动中“人类”只不过是针对所恨的打出去的一张牌而已。现代仁爱主要是一种受抑制的拒绝的表达方式，一种针对上帝的抗冲动的表达方式。[18]现代仁爱是一种受压抑的仇恨上帝的表达形式！每当现代仁爱出现时，下述言语便总是随之聒噪：毕竟，“世上的爱不够”，所以无法再分出一份奉献给人类之外的存在。这地地道道是发自怨恨的言语！首先是对至高之主的观念的恼怒和不能忍受“洞察一切之眼”，对“上帝”——对一切积极价值及其正当统治的象征性统一与综合的上帝的造反冲动。其次是对人的“充满仁爱”的眷顾！人本身作为自然生物因自己承受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已经构成对上帝之“明智而善良的统治”的异议，这令人为之感到兴奋。只要历史地遇见这种现代感觉的佐证，都会看到这种因能起诉上帝统治权而暗暗自喜。[19]由于积极价值已经由传统的强大力量（包括非教徒的强大力量）在上帝的观念里扎下了根，下述情况也就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了：基于抗议和拒绝的现代“仁爱”之目光和兴趣，首先投在人之本性中最低下、最具有动物性的方面——这些方面是“一切”人都有。直到今天，每当我们用语言文字指出某人“是人”时，便清晰地发觉这一倾向。如果某人行了什么善事，做了什么明智之举，或做了什么使他在积极价值意义上在别人眼中显得突出的事，上述情形就很少发生；但是，当他该受谴责或控诉，而人们又愿意原谅他，于是说“他毕竟也是个人”、“我们都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类的话时，上述情况就经常发生。这些是具有现代仁爱特色的话语；在这些话语的感觉倾向里，一无所是的人总还是“一个人”。现代仁爱的方向是符合族类；这一方向本质上已使仁爱以低下者、以必然被“理解”、被“原谅”的东西为目标。但是，谁不能在其中看到暗地里燃烧着的、对更高的积极价值的仇恨？——这些积极价值本质上与“符合族类”无关，而对积极价值的仇恨正潜藏在“温和”、“体谅”、“具有人性”的举止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