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道德休戚与共[7]的观点并非只体现于“我们人人都因亚当而有罪”、人人都“因耶稣而复活”一类的思想之中，而且还体现在如下观念中：看到他人的罪过，我们应当感到自己也“同样负罪”（并非只应“想到”我们自己的罪过），此外，还体现在圣者的承担（VerdienstenderHeiligen）人人有份、通过后人的道德行为使“可怜的灵魂”可能获救的观念，以及基督教思想的许多类似思想之中。然而，休戚与共原则绝不限于基督教的观点。另一方面，许多基督教小派还否定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吻合于下列观点：忽略爱之行为便是罪，因为，这表明了感性对特定机体的过分局限，此外，道德价值的增减同道德价值的显现与进入历史传统无关。很明显，这两个前提在现代仁爱的观念中均尚付阙如。[8]除上述所言，任何道德的内在倾向都极深地扩张自身的“责任心”，超越自身位格的界限，尤其是超越一切具有某种生命依赖性（即依赖于自身生命）的人的界限；的确，任何道德都如此——只要其价值基于对自己的价值感到自信，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我与存在持肯定态度，生活于自己的精神财富的充盈之中。相反，与之对立的道德即“奴隶道德”（正如尼采所言）的标志则是，对责任作最大限度的限定，只要可能就拒不对“他人的”行为负任何罪责——另一方面，也“决不受人赏赐”。[9]现代人很难理解道德上的休戚与共，这一原则以“上帝国”中的道德价值的内在资本化（InnereKapitalisierung）为前提；所有的个人都能分享“上帝国”，也一直都能分享到。[10]这一观念源于下述立场：对恶人的出现——至于通过谁的中介，则无关紧要——感到恐惧，为好人的出现欢欣；在这两种现象中感受到人类的乃至所有精神位格的命运整体——其中当然包含个体自身的命运。“人生在世，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11]
只要有一个群体是朝向实现最高的客观价值，那么，“谁在实现这一价值”这个问题就将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人人都会关心其实现。另一方面，价值的主体化——近代大多数哲学家都教人这样去看待——的论述必然削弱这一观念。于是，从价值体验形式的这一变迁之中产生出拒绝对他人罪过负责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对他人道德价值根本不信任的结果。倘若其他人在相同情况下有“心怀叵测”的意识和感觉，那么，拒绝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便是必然的结果。[12]
须从本质上确定的是：现代道德的全部根基一般基于人对人的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特殊而言，基于人的道德价值。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Fremdwahrnehmung）的基本态度。只有与怨恨如此相近的这种“不信任”感才产生出现代道德的个人主义和否定休戚与共原则的态度；今天，这两者在现代人看来已是“理所当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