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一点上，福音道德维护着极其严格的个体主义特征：将灵魂的存在和“福祉”置于中心。谁要一开始从社会角度评价，就是说，按照对群体的损益原则去衡量，他的判断和感受自然就会完全不同。据说，无论在内心里，甚至在丧失了自我感知的那部分心灵的行为方式中看起来如何，最主要的是：罪冲动没有导致危害公众的行动。只有在“准备”采取危害公众的行动之时，冲动才是“罪的”。与此相反，耶稣的判断是：有犯罪行为的罪人比没有犯罪行动的罪人好，因为后者的罪冲动是向内的，从而在毒害他的本质，即便前者会使群体遭受一些伤害，况且，群体迟早会因向内的罪冲动遭受损害。由此，也会产生源于内心深处的自我经验的根本不信任：法利赛人只关注自己在社会上的道德形象，只关注自己的“社会姿态”，廊下派沉浸于对“能够尊重自我”这一自身判断的满足，他们不是关注自己的存在，而是关注自我判断中的形象，感到自己是“守法的”和“善的”，不仅他们，还有“在良心上自我审查”的人，身上都带有潜伏的“罪”之萌芽，他们常常只是因新罪没有闯入自己的动机深处，才与自知自己是罪人的那些罪人不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圣保罗不仅尖锐批判一切错误的“他律”，而且尖锐批判一切廊下派的和康德派的“自律”和一切“依自不依他”（Selbstrichtertum），他说：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哥林多前书》4：3—4）即使在这种对“罪人”的态度中，我们也找不到怨恨。[28]
正如对弱者有两种类型的爱的躬身，苦行主义的行为方式及其价值评价（此外）也有两种本原形式。对自己的身体的某种陌生态度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变成恨。这种态度能把人引向一种苦行主义的生活目标，常常（正如先前指出过的）与被压抑的恨和报复冲动相关，并且体现它们的后果。这种生活感觉想必也会在“身体”乃灵魂之囚笼这类想法中表露出来，并导致形形色色的身体的自我折磨。在此，对自己的精神自我的爱并不是身体磨炼的出发点，而要救治和完善自我，身体磨炼是必不可少的，身体磨炼的出发点是一种本原的肉身之恨，这种恨常常只是附带寻求掩匿在关心“灵魂救赎”的外观中，苦行主义观念及其训练的某些形式同样基于怨恨；那些形式体现的只是对无力获取相关生命资财的一种辩护，比如，因无力得到可望获益的工作而只好听命于贫困，情爱和**的无能导致贞洁操守，无能自制而被迫听命于人，等等。在最后这一点上，尼采认为也可以用于解释基督教苦行学说的核心。[29]在他看来，苦行理念表现的是一种对衰微的、精疲力竭的生活的价值反应；这种价值对于暗里寻求死亡的生命（尽管意识上还不愿死）是合目的的。按此，基督教的修行学说也陷入其根源在于怨恨的律令和价值评价，这种价值评价能够“忍受”痛苦和不幸、对他人采取宽恕和恭顺。[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