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感与恐惧、畏和敬畏这些感觉之间的关系又另当别论。畏是对“危险”的预感，它与生命本身一样悠久。畏出现在危险的事物和事件的伤害作用于生物体之前，即这些事物同时被想象（Jennings）。恐惧是同类的预感，但是缺乏对危险事物的想象。羞感与畏的关联甚少，与恐惧的关联则更多。羞感与恐惧不仅在表现上部分一致，例如，由于羞感而颤抖和由于恐惧而颤抖；而且在羞感的冲动上，整个情感姿态也类似于恐惧的姿态。无论哪种羞，对同时具有**力的对象的抵制和反抗姿态尤其表现为一种“防护”姿态，即“不要让它发生”！正因为如此，它同时也是一种恐惧的反抗姿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从未发生过的初次性行为之前，羞感作为保护手段起作用。既然这种性行为还根本没有经历过，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就绝不可能涉及畏，因为畏始终是以危险事物的经验为前提。恰恰在此，羞冲动与恐惧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恐惧与羞感的十分密切的联系也建立在“羞怯”这种特性之中：思维过程或动机和意志的产生过程仅仅由于或多或少的生人在场而受到阻碍，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想向他们表达和描述这些过程时情况亦然，或因考虑到效果而恐惧，或因考虑到必须吐露和表明内心深处的东西而害羞。如果一种既存的强烈的羞感倾向——克制自己不流露自己的经历，只要觉得表达就意味着公之于众——又以可能受到指责的恐惧而懊恼，就会产生以羞感成分为主的羞怯和以已经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畏成分为主的羞怯（窘迫）。[13]
敬畏更接近灵魂的羞涩。敬畏是一种畏，这种畏的对象并不取决于其危险的方面，而是同时享有尊重、爱或崇敬，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作为一种高级的肯定价值的载体被感觉和被给定。崇敬与畏之间的这种情感融合完全类似于吸引与排斥的那种融合，正如后者同样构成了羞的基础。羞与敬畏则紧密交织在惊怵之中，而且尤其在所谓“神圣的惊怵”之中。正是在这种联系中，羞作为某些民族的世界观和上帝观之建构的起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某些民族的世界和态度主要也可以由此理解：在它们那里，羞要么欠缺，要么发展很一般。尤其在印度人和日耳曼人的世界观中，关于世界和神性事物的任何思想都沉浸在对事物的深度和“奥秘”的敬畏和惊怵之中；与此相反，在犹太族和罗马语族（后者程度较轻）的世界观和宗教中，对奥秘的感觉已几乎**然无存。叔本华有理由剥夺犹太人的Verecundia［羞赧］。对他们而言，世界和上帝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浅显明白得多，所以他们的宗教也就更缺乏奥秘和神秘。罗马语族虽然承认奥秘，但是倾向于用固定概念和定义去限定它，使它又成为某个体系的附庸，于是对它的满足更甚于它继续感受、观照和体验。
同时，正是那种惊怵和敬畏赋予世界及灵魂以一种神秘的深度，使我们感觉到一种超出我们视野的广度和充实，面对它们，理智被辗得粉碎，并且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局限。在每个事物上，都有一种神秘的存在之充实当下存在于感知之中，而且无所不在，这种充实超过事物的可知的内涵，在化入无边无涯的广度之时萦绕着此内涵。另一方面，无疑正是这些情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科学对世界的侵占，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艺术对世界的侵占。只要那种神秘的神性特征还笼罩并渗透着星空，只要对人的尸体的惊怵还保持着一定程度，那种演算天空的天文学和肢解尸体的解剖学就没有立足之地。同时，只有当宗教使自己的对象日益精神化，并由此揭示为那些不可触动的现象和奥秘现象所笼罩的、更古老更直观的神秘事物之观念，神话题材和宗教的对象世界的题材对于雕塑、绘画和悲剧领域里的艺术家才是可塑的。与其他一切羞涩相比较，这种羞涩一直对心理学式的自我剖析构成了更大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