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大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早已有之。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克尔将这种现象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诡辩学派的学府，这些学府专门讲授修辞学等实用技能。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通过莫里尔法案及赠地运动为大学增加了农业学院、工程学院、家政学院、企业管理学院等，极大地促进了大学与社会的融合。着眼于这一新趋势，克尔指出，大学作为行会或学院联合体的时代已经结束，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的联合机构、应对社会的多样诉求是大学的重要功能。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逐渐得到了公认。
从19世纪末诞生之初，我国的大学就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使命。100多年来，服务国家、造福社会一直是我国大学的重要功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学引领科技创新，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也要看到，大学不同于企业，它服务社会的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服务社会的功能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来实现。
（四）传承创新是教育的力量源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是对大学和高等教育规律的新的重要认识，这对我们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守护、传承、创新软实力，已是大学必须承担的新功能，也即大学应有的第四大功能。这个功能实现得如何，不仅决定着大学的水平与质量，也决定着它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的一些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出现了第五种功能：文化引领。在第五种功能中，又包含了三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一是“智库”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十分重视美国大学的“智库”建设，即在美国的大学中建立研究所为政府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智库”建设的最直接动力是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美国由此看到自身科学研究与苏联的差距，因而以大学“智库”的建设来进行弥补和追赶，这种“智库”在社会上就起到引领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美国大学建立研究机构，为政府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
二是“旋转门”制度。所谓“旋转门”制度，指大学的教授不仅做研究工作，而且还出任政府方针、政策的代言人。“旋转门”的一边，是这些大学教授经常在公众中进行解说，根据国内形势分析国际形势，根据现状对未来做出预测，并对即将要出台的政策以“放气球”的方式进行谈论；“旋转门”的另一边，是大学教授到政府部门中就职，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行使公权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萨默斯，萨默斯早年就被聘任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任教授职务以后，他又作为美国财政部部长服务于克林顿政府的整个时期。克林顿下台后不久，哈佛大学就聘用他为哈佛大学校长。这一事件促使美国大学的制度发生相应变化，即由此前不允许教授兼职的规定，变化为允许教授在政府任职两年的制度，也就是“旋转门”制度。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基辛格等等，都是“旋转门”制度的重要产物。
三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中大量的媒体都希望大学教授能够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中间人，对一些事件的变化做出解释，对一些社会的矛盾做出调解。这使得大学中出现了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同时，“公共知识分子”也成为大学教授的一种符号。从“智库”建设，到“旋转门”制度，再到“公共知识分子”出现，这三者实际上起到了文化引领的作用。所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引领的作用就被引入到大学功能中。
但是，不管大学功能如何变化，由始至终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人才培养既是大学功能的历史起点，也是大学功能的逻辑起点，而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都是围绕人才培养产生的辅助功能。所以大学功能是一个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综合体系。马克思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曾被千百次地引用过，不仅被马克思主义者引用，也被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引用。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其他的一切生产都受到这种生产的“阳光的普照”，同时这种生产也是一种“特殊的以太”。所谓“以太”，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用语，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相当于古希腊的“原子”，也相当我们所说的“气”，即万物构成的根本要素。在大学的功能中，人才培养就是这种“普照的光”，就是这种“特殊的以太”，其他功能受到人才培养之光的普照，同时也要围绕人才培养展开。
因此，前面谈到大学的种种功能，都要有利于人才培养，假如不利于人才培养，只是为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而社会服务，那么就违背了大学功能的本意。要理解大学功能的“普照之光”，要理解大学功能的“特殊的以太”，根本的就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而所有的这些功能都不能单独割裂开来，它们是一个内在统一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第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大学的根本功能和任务；第三，现代大学制度和体制的创新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