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战”后美国学术取向的基础教育改革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霸进入冷战阶段，冷战的核心是军事、科技之战。当时，献身于科技之战的美国科学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开始谴责学校中的反智主义倾向。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更是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自信。美国公众认为教育对国防、科技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立学校改革势在必行。
批评者指责美国公立教育没能保护“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价值，没有培养学生的忠诚、爱国等品质；学校缺乏真正的学科教育和严格的教学；学校课程枯燥，各地制定的学业标准要求不高。在这些批评声中，备受谴责的是进步主义教育和1945年以后出现的“生活适应教育”。“生活适应教育”起源于美国联邦教育署的职业教育部，其支持者认为它是对学生的“真实生活”需要的创新性回应。它提倡培训高中学生学会基本的生存技能：如适应社会的工具、职业培训的基本知识等。反对者认为它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另一种伪装。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占据主流。要素主义认为课程内容首先应该反映人类文化的“共同要素”，主张通过系统的组织严密的教材对学生进行理智训练，强**学过程中教师的中心地位，主张严格的学术标准和纪律要求，鼓励学生勤奋刻苦，重视学术成绩的提高。历史学家贝斯特（ArthurBester）从1952年就开始批判公立学校的反智倾向，尤其批判“生活适应教育”。1956年，贝斯特创建由他担任主席的基础教育协会，要求美国基础教育回到欧洲传统的教育模式。另一位基础教育的批评者里科弗（）是美国战后启用参与教育改革的重要科学家之一，他反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主张美国教育应该采取严格统一的学术标准、注重心智训练、强调纪律、权威主义。此外，著名科学家、外交家和教育家科南特在对全国103所中学调查之后于1959年出版《今日美国中学》，提出在综合中学中实施能力分组，加强天才教育，设置数学、科学和外语作为必修核心课程的改革建议。
在这些学者的影响下，美国学校教育开始了学术导向的改革。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ct），成为引导美国战后教育改革的法令。法令要求改变生活适应教育，转向重视科学技术的教育，培养尖端人才。该法令拨款8亿多美元加强公立学校的数学、科学和外语教育；加强现代技术教育，增添许多现代化教育设备；对高等教育学校教学和科研经费给予大量补助；发放大学生贷学金；设置“国防奖学金”。1964年，政府又将《国防教育法》的实施期限延长到1968年，扩大了贷学金的发放范围、获得资金补助的学科、获得国防奖学金的研究生名额等。1959年，美国教育科学院（AcademyofPedagogicalScience）在心理学家布鲁纳（）主持下，召开由35位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的会议，讨论如何改革中小学学科尤其是科学学科的教学，以提高教育质量。会议以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为指导，强调心智训练的价值，重视课程、教材的结构与儿童智力发展结构的吻合。这一思想的指导下，60年代初美国掀起一场由各学科专家和学者负责制定课程体系和编订新教材的课程改革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