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生产教学和劳动与知识教学脱节，既没有真正做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同时又拉长了中学的修业年限，造成在苏联已经紧张的劳动力更加紧张。生产教学脱离开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往往把它看作只是让学生获得某些工作的操作方法。在劳动课上不利用学过的科学基础知识。阿法纳先科在报告里说：“生产教学的大纲中充塞着许多为掌握所选专业并非必须学习的材料。这样就人为地拖长了生产教学的时间，从而拖长了中学修业的年限。”（参见《教师报》，1984年8月13日）莫斯科的中学校长们曾为此集体给报社写信，说：“有些技能是多少受了一些教育的青年用三四个月就能够学会的，现在则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教他们，这是否合理呢？应否教给学生们确定无疑从事的专门技能呢？”（参见《共青团真理报》，1964年1月18日）
教学质量的降低和职业训练的落空，使一些教育家们怀疑在普通中学进行职业训练的必要性。1965年3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院士在全院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就公开地说：“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学生在中学范围内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据某一经济区域对干部的需要来把普通学校编制的地区原则同职业教育的计划和组织结合起来。这里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样，职业教育纯粹是机械地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之上的一层东西罢了。许多学校由于没有必要的生产教学基地，就走上了狭隘的专业化和手工艺的道路。”（参见《苏维埃教育学》，1965年第5期）阿法纳先科在1964年8月的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则说：“5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一年，并把这些时间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味的时间浪费……这种状况曾常常引起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参见《苏维埃教育学》，1965年第5期）以上两人的说法略有不同，但都认为在普通中学里进行生产教学和职业训练是不适当的或不正确的。
现在看来，1958年的教育改革之所以未能成功，不是由于在普通学校进行职业训练的不适当，而是当时的条件不成熟。
1958年教育改革的失败导致1964年的教育改革。1964年8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了《关于改变兼施生产教学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中学学习期限仍然恢复到10年。但八年制学校保留不动，只是高中阶段由3年缩短为2年。
决定的条文很简单，表面上只涉及学习期限的改变，实际上是整个中学结构的变化。普通中学的学习年限的缩短意味着放弃职业训练，回到原来十年制学校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上。
1964年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都早已着手实施教育内容的现代化。美国自1958年公布《国防教育法》以后，先后编写出了新数学、新物理、新化学、新生物等课本，更新了各级学校的实验设备。美国的教育现代化影响到欧洲各国和日本，他们纷纷进行教育现代化的改革。为了扭转苏联中学教育落后于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形势，从1964年开始，由苏联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组成了确定中学各种内容和性质的各科委员会与协调各科委员会的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500多名著名的学者、教授、教学法专家和优秀教师组成。它的任务是使“教育的内容和性质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水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