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教育改革并不是所有苏联教育家和家长都同意的。在改革开始以后，报刊上就不断地出现各种意见，要求重新强调普及普通的中等教育。以后几年执行的情况也很糟，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阿法纳先科在1961年11月的自治共和国教育部长、省和边区教育厅局长会议上就指出，学校的劳动教育和教学的安排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劳动课是形式主义地进行的，带有狭隘的手工业的性质（参见苏联《国民教育》，1961年第12期）。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格涅多夫在俄罗斯联邦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常委会上对教育改革的执行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过去几年，改组学校的工作的速度很慢，而且改组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退学现象很严重，学校改组工作往往是“徒具形式”，“只是更换招牌而已”。
这次改革持续到1964年，没有取得成功，看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严重地降低了中学的教学质量。比较改革前后的教学计划就可以看到，虽然知识教学的时间并没有减少，但由于生产教学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只好增加每周上课时数并减少学习某些普通科目的时间，其结果是原来已经沉重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了，教学质量普遍下降，不少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中途退学的比率很高。例如，1962年退学的学生达到50万人（参见《教师报》，1963年10月5日），农村地区学生退学率高达50%（参见《教师报》，1962年4月10日）。退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跟不上。关于教学质量的批评，来自高等学校的更为激烈。高等学校认为中学没有提供高质量的新生。特别是按照招生的规定，新生的80%以上来自有2年工龄的青年，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满足高等学校的要求。格涅多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些教育工作人员忽视普通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知识武装学生。
第二，在中学实现职业训练的想法落空了，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生产教学组织得很不好，缺乏物质基础，生产劳动徒具其形。特别是高年级到工厂去生产实习，却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往往是站在工人背后，看着老工人工作，或者被分配去做 “既没有教育意义也没有认识意义的偶然性工作”，有时竟用来“进行自我服务，收集废金属和废纸”（《国民教育》，1963年第7期）。
二是学校职业训练的专业和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不对称。学校确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本来应该从长远来考虑国家对各种专业人员的需要，但是学校无法得到这种需要的可靠资料，因而学校在决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时是盲目的、自发的，没有考虑到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和青年们的爱好。结果一些专业的毕业生多，另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不足，因而有些毕业生虽然希望按照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工作，但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另一些毕业生则不愿意按照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专业去工作。据调查，在新西伯利亚省1963年中学毕业的总人数中，按照生产教学的专业就业的仅仅是所有毕业生的11%（参见苏《哲学问题》，1965年第5期）。这样，国家仍然还要另外拿出一笔钱来为这些经过职业训练的青年进行再训练。
三是缺乏生产教学的教师，这也是职业训练落空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