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教育学”既有理论方面，也有实践方面。实践方面是培养“苏联通”、“克里姆林通”和研究教师的制度；“东方教育学”是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比较教育学课的组成部分。“东方教育学”是“东方人”的理论依据和这个反共产主义教学原则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学校中的体现；在政治教育体系内“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的建议、指令、教学法指导、教学用具和直观教具、参考书目和其他材料。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提出的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并从精神上反映出国内外共产主义的不断威胁”。
“东方教育学”根据反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方法制定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反对马列主义教育学和社会主义学校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从对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置之不理和沉默转入对它的诽谤，从拙劣地捏造到精细巧妙地反共产主义，并企图把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某些论点说成是具有“科学”和“客观”性；怀着投机的目的，采用事先经过阉割并适当处理的、对帝国主义有利的马列主义教育学的个别原理和术语（综合技术教育、统一学校等）；有时以“改进”社会主义学校中的教学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朋友”和“谋士”的身份出现。
资产阶级思想家企图形成“解放的”“人道主义的”“批评的”“社会批评的”“个体化的”“反权威的”教育学的论点，形成“新教育”“无学校的社会”，借助各种手段宣传独立学习等思想，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对解决教育问题缺乏统一的科学观点，反映了教育中的折中主义。对无数的“新”论点所做的仔细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思想。把它们的实质与“古典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实证论、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等）做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所有教育上的“更新”都来自传统资产阶级教育学中早已知晓的论点。与此同时，在现代教育思想发展中可以看出克申施泰纳的“劳动学校教育学”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企图对一些儿童减少普通基础知识量和加强劳动实践训练，这些儿童在测验或观察的基础上被送到不完整的学校：主要学校、初级中学、现代学校、美国和英国的“能力弱”的班或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加深，它加强了回到保守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权威甚至种族主义派别的教育理论的趋势。教育学中这个派别的代表们反映了最反动势力的思想体系，企图寻找使陈旧的教育理论现代化，并在现代条件下能更有效地利用它们以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他们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从理论上说明能力的不等和受教育机会的不等，根据学生的社会出身采用不同的教育途径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影响，使青年成为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驯服的工具，促使青年形成“正统的国家意识”，以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及其价值观来规定行为的标准和价值。
近年来，在资产阶级教育著作中经常谈到有必要认识“人的活动限度”“教育的限度”“人的天生不平等”“发展优秀天赋的权利”“天赋差异的生物学依据”等各种“早就证明为正确的”教育程度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中，这反映在放弃或完全拒绝在20世纪60年代广泛吹嘘过的普通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拒绝“教育机会均等”。
在使过去的思想和理论适应现在条件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最反动的思想家们公然加强了自己学说中的反共产主义倾向。
现阶段马列主义教育学和资产阶级教育学思想的斗争有范围扩大和进一步尖锐化的趋势。
围绕着年青一代的教学和教育问题展开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求社会主义的学者、教育家们高度重视、保持警惕、积极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国家垄断资本在教育方面的政策的反动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