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善教育制度问题的兴趣和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学校的迫切需要在世界各国增长起来了。在19世纪末，学者们确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某些理论基础和实际任务：收集、处理和发表外国教育经验的材料，揭示各种教育制度的积极方面，以便借鉴有益的经验来改善本国的教育教学体系。
一些科学家到别的国家旅行以便了解那里的教育设施。在发表这些旅行的结果时，作者常常指出改善本国学校的途径。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维克托·库辛，德国教育家斯·阿·克鲁斯、弗里德里希·蒂尔施、工程师弗·哈尔考特，美国教育家格·曼，格·贝尔纳德、克·斯托、奇·图贝尔、阿·弗莱克斯纳，英国教育家姆·萨德勒等人的作品就是这类著作。
俄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伟大的俄国教育家康·季·乌申斯基和列·尼·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很大的意义。分析外国学校的情况对乌申斯基来说成为思索改善俄国教育制度的动力。
乌申斯基写道：“为所有民族所共有的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在实际上不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也不存在。日耳曼教育学仅是德国教育的理论。”[3]但乌申斯基认为必须在俄国的学校实践中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中某些积极的东西。
列·尼·托尔斯泰反对直接借用别国的国民教育制度，他敏锐地指出：“学校只有意识到国民赖以生存的那些基本法则时才是好学校。”[4]托尔斯泰坚持并强调，俄国应当有适应俄国人民生活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自己的国民教育制度，认为从外国教育学中只能借用教育儿童的个别方法和方式。
外国的学校和教育学引起了许多俄国教师和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初等学校》《教师》《教育杂志》《教育文集》《国民教育部杂志》等教育杂志发表了俄国教育家描述和分析国外学校工作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同时发表了外国教育家的文章和作品摘要的译文。俄国作家们（恩·达坚科夫、普·卡普尼斯特、普·格·米茹耶夫、阿·穆兹钦科、姆·阿·波斯佩洛夫、耶·扬茹尔等）的一些著作研究了国外学校和教育理论问题。
卡普尼斯特教授在谈到对各国学校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时写道：“按我们的意见，这种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把教育事业中学校的民族特点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财富，即每个科学的学校必不可少的基础区别开来，不论这种学校存在于什么地方；第二，研究外国的学校问题应该使我们避免对外国的学校已经经历过的，且其结果已经众所周知的那些大量的经验和试验再做不必要的重复。”[5]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开始产生民族的而后是国际的研究机构“博物馆”或“研究所”，它们系统地收集、整理和传播本国和外国教育的情报材料和统计资料，如伦敦的国际展览（1851），华盛顿的“教育服务”（1866），巴黎的教育博物馆和中央初等教育图书馆（1879），等等。
19世纪70年代那些加入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教育家们的比较教育研究带有自己的特点。这些教育家企图通过学校促进斯拉夫民族的团结和民族解放。1871年在萨格勒布的霍尔瓦提、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捷克、摩拉维亚和波兰的教师代表大会上，创办了教育史上第一个国际教育杂志《斯拉夫教育家》（1872—1874），它的任务是加强斯拉夫民族的文化联系，团结他们为从外来民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共同斗争。[6]在杂志中用民族语言发表了有关斯拉夫国家教育情况的文章。
比较教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