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4年，在陈启天接任编辑后，《中华教育界》开始赞同一种被教育界人士称为“国家主义教育”的新倾向。1924年后，陶行知在有关外国在中国的特权的争论中感到某种压力，这个倾向就是对这种压力的反应。陈启天同左一样，一直是畅言无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该会在鼓动教育界中逐步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中是一马当先。该团体认为教育应该起到加强国家反抗外国侵略的作用。它挑起了这场论战并得到支持。而且，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更从论战外部巩固了它所赢得的支持。这场论战主张对教育拥有充分主权的应该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政党、地方当局或教育团体，更不是外国人。基于这种设想的教育应接受政府控制，应该成为一种能培养出在危急时刻为国家兴亡献身的国民的工具。
陈启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1924年夏接任《中华教育界》编辑之前，他同样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有意避开现实的政治。他在1919年受到这种影响，此后不久，他成了东南大学的研究生，继续研究教育。他注意到这三年中他所写的有关教育的论文都立足于民主主义原则。但是，在他毕业当了编辑后，他的观点及文章的侧重点开始转变，文章基调开始立足于国家主义原则。陈说在他的“民主主义”阶段中起决定影响的有三个方面：（1）随着第一次大战而出现的民主潮流；（2）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3）杜威的教育理论。这三点恰恰也是影响新教育改革运动和《新教育》的三点。
在编辑《中华教育界》的两年半期间（1924年夏—1926年冬），陈改变了他原先的教育与政府之间民主关系的观点。陈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工具，这几乎是陶行知观点的翻版。因为陶行知一贯坚持教育应该是国家民众的工具，应该有其不受制于政治领袖的独立性。陈启天写道，以前有关“教育独立”的议论实际上是指在举办教育的过程中，不要受宗教、政派、政治斗争的干涉；因此，不能因为“教育独立”而对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提出质疑。他宣称，利用教育作为“培养国民，发扬民族性，开创国家前途的工具”，是国家的权利。这就是改革者们坚持要在新共和国内取消的，把政教合一转变为国家主义的基本思想结构。
郭秉文已经尽力把新教育改革思想的主要方面付诸实施。他是个完全献身于事业的职业教育家，一直坚持教育脱离政治。他的中立主义在1925年宣告失败。人们可能会归结于国家主义的猛烈兴起，因为这是正当他计划使东南大学为国家效劳时所爆发的出乎意料的风暴。此说言之有理。由于国家现状的危机而引起政局动**、同僚攻击以及激进派学生的压力，这场危机又使政治同教育的关系日趋密切。这个包括教育者在内的许多团体所追求的极端选择，迫使政治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郭秉文所致力的教育改革的“政治”性质并不因为他的否认而不存在。如果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认识到国家、政党与教育的关系的话，改革者们在中国建立新的民主教育的尝试依然要遭到失败。这一点在杜威的学生蒋梦麟的个人经历中尤为明显，蒋梦麟对于巩固在1919年就开始致力于改革的团体负有十分重要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