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命杨杏佛与任鸿隽一事中，郭至少对他们过去支持孙中山，同情革命的情况有所了解。任的前任、副校长刘伯明同样很同情国民党，他很可能在1923年去世前就已经是该党成员。郭秉文可能看到自己的做法与蔡元培在北平的做法有些相仿——领导着一所大学，在校内可以自由表达任何政治思想观点，大学本身不表示具体的政治倾向。因而，这个立场实际上是意味着在中国可以存在摆脱政治影响而联合起来的大学。使郭秉文痛心的是：他看到他的大学实际上具有了一种政治特性，一种产生政治对抗的特性。
在东南大学，除了归国留美学生中的早期革命分子外，还存在着另一团体，该团体出于不同的理由，并不十分赞同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改革方略。这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一个思想保守的小组。他们的专业是文学，受业于古典主义学者巴必脱。碰巧的是巴必脱对杜威等现代科学的代表人物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三位于1921年到东大任教，他们在南京创办了一个刊物，反对语言改革与新文化运动。胡适和梅光迪早在1915年离开康奈尔、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就在关于学术著作中采用白话文的利弊得失的论争中意见相左。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许多中国学生同情文学改革，他们后来都不遗余力地支持新文化运动。唐钺、吴宓、胡先骕以及梁实秋等哈佛学生，在随后的几年中开始支持梅光迪的保守派立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后来在东南大学创办保守派刊物《学衡》攻击胡适。这三位编辑都与1909年南社早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有所关系，并与1905年的“国粹保存会”也有所关系。他们在有关办学事项的轻重缓急的争论之外，从来不把郭秉文当作一个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
在郭秉文的学校中，保守派分子还表现在对国家主义极为敏感，这种表现形成了反对业已公认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建议的一股暗流。在《学衡》上争论不休的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本身比传统更为传统，这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都赞同，在他们所希望保存的文化传统与他们所乐意看到的、凌驾于庄严的学府之上的、作为国家的中国政治形式之间，应有一条界线。20世纪20年代中期，煽动国家主义的保守派，结果是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文化保守派的某些观点，并与之结成同盟，加强了教育家中现代保守主义的暗流。
从《中华教育界》的出版方针中，亦可发现有这种保守派观点的倾向。该刊创办于1913年。五四运动后，该刊同许多早期刊物一样，观点日趋自由，但是，在1919年，它所持的观点比蒋梦麟的《新教育》更为温和。实际上，1921年《中华教育界》的新编辑左舜生并不完全赞同杜威门徒所宣传的新思潮。左审阅了全部送上来的随着杜威访华而盛行起来的有关新教育的资料。他发现在热情宣传民主、科学，外国教育方法及体系的同时，都忽略了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可以发掘的价值。从1921年至1924年，新教育运动在教育工作者中不断扩大，作为这一期间的编辑，左的态度仅仅是有条件地接受杜威学说及其新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