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9年的热情发动起来的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受到严重挫折。郭秉文，这位在东南大学聘请归国的留美学生为教员，对于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人物，此时却避居纽约。改革运动的幕后主将——蒋梦麟，为北洋军阀当局所驱逐，隐居于上海的公共租界。蒋的继承者、《新教育》编辑陶行知则退出国家教育机构，致力于他的试验师范学校，扩大非正规受教育机会，从而开展乡村建设。
杜威对这些人及其教育改革活动有过重要影响。在那场导致1922年颁布学校改革令的教育改革运动初期，杜威就帮助确立了民主教育的原则。但是，在1930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巩固之前，这些原则根本实行不了。虽然杜威的思想成为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其影响随着运动的衰落而缩小。
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这三位改革领袖自美回国时，都曾把中国的教育机构看作促进改革的工具。郭和蒋在20世纪20年代分别是中国两所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陶一直是郭属下的教务主任及系主任，后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该社在1924年鼎盛时期，有2300名教育工作者作为会员出席它的年会。通过这些组织，他们不遗余力地把新教育改革的理想在中国变为教育的实践。但是，一旦与政治权力交锋，他们则连最起码的目标都达不到而一一败下阵来。这三位教育家一触到中国军阀社会的政治势力之网，无一不被弹回。
随着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权力问题在校园内变得令人注目起来。学校当局处于控制学校经费的军阀与愤怒的学生的夹缝之中。学生坚持要求学校脱离军阀的羁绊，不带任何政治倾向，保持其独立性。因为军阀当局任意撤换校长，说得更确切些，是继续维护外国机构的特权，仅1922年，就爆发了一百多次学生运动，显示了学生对控制学校的当权人物的反抗。蒋、郭均对学生团体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抗情绪感到棘手，因而他们自身亦被视为维持现状的代表人物。
这三位教育家的态度是尽力把学生正义的愤怒转化为负责任的舆论形式。郭秉文和陶行知在美国曾以“舆论在中国的新作用”为题作过热情洋溢的讲演。例如，共和国将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因而值得外国人信任等等。这类声明可能是用来说服一个有关的友好大国。要修订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及特权，要根除那些借中国政治混乱而把外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合法化的借口，就必须建立起这种信任感。但是，为陶所推崇的、自1911年以来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舆论”这股无形力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觉悟，而且，这种觉悟直接威胁到这三位行政人员。因为这意味着教育机构的政治化，意味着可能导致军阀的镇压。学生们推动学校反抗不民主的政治环境。围绕着郭秉文被免职的可悲结局，这场危机日趋明显。
郭秉文校长历来反对他的学校参与政治。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的高涨，随着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呼声的高涨，许多学生逐渐认识到此路不通。就是在东南大学内部，亲国民党的教授及学生也认为，学校当局接受地方军阀的经费来办学，实际上就是在维护现状，并非是保持中立。学生中的政治派别有的对反对郭秉文的人施加压力，有的则对支持他“政治中立”的既定方针的人施加压力，一些学生联名要求教育部留任郭秉文。该校学生中有一名地下国民党员说，虽然他的宗旨是推翻军阀当局，但是，他对郭却极其仰慕。由于实在无法攻击这位令人尊敬的学校创始者，他只能退出国民党。没有第三条中间道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