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的领导
1922年，蒋梦麟对军阀阻碍教育发展公开表示其绝望之前，他已经把《新教育》的编辑权交给了国立东南大学教务主任陶行知。1921年末，编辑人员产生了变化，这时蒋已离华去参加华盛顿太平洋会议。[2]尽管文化改革领导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关注外国对华长期干涉问题，但外交事务不可避免在他们心中占据优先地位。当蒋对保罗·芮恩施（PaulReinsch）——1919年来华的美国公使说，外国必须给予中国“十年时间——没有外部干预的自由”——蒋所指的是中国建立民主社会基础的根本条件。[3]蒋对芮氏说，需要公众舆论监督来制约政府，他在学生运动中已见公众舆论的端倪。建立舆论监督，形成一种稳定的政治力量，需要更多的工作，依蒋的想法，只要外国列强不横加干预，方有可能。
而且，在制定策略时，在华外国列强势力的实际存在是不能被搁置一边的。凡尔赛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点燃了压抑在学生心中反抗外来侵略的怒火。五四运动后，浓厚的反帝氛围笼罩了中国知识界。蒋梦麟与其他许多教育改革家没有放弃文化改革的优先权。但是，1921—1922年冬，他赶赴华盛顿欲得到几大列强的支持来对抗日本，让日本放弃从过去“不平等条约”里获得的某些特权。在这次讨论中，几大列强对日本施加了压力：当日本同意归还租借地，但要保留在山东的某些经济权益时，山东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陶行知比蒋梦麟小五岁，于同年——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回国。陶已经通过了博士课程的考试，计划在中国完成其博士论文后再呈交哥伦比亚大学。[4]他在南京高师的初次任职导致了与某些同事的冲突。该争端起因于陶的一些进步教育观点。由于争执，他辞去了系主任的职位。当时，正是蒋梦麟向陶行知约稿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其观点格外引人注目。[5]
1919年，陶在蒋的《新教育》上提出一个问题，明确表达了新教育共进社所采取的姿态。[6]在接管该刊编辑权的前一年，陶与蒋梦麟的观点相当一致是明白无误的。陶特别对杜威的教育思想深感兴趣，并极力把它们介绍给中国公众。[7]后来，他承认说，杜威思想是他在中国首次执教工作中所产生的进步主义教育主张的主要灵感。[8]
20世纪20年代末，陶以一种略微激进的表述方式把杜威教育哲学的许多原则翻转过来。1929年，陶批评中国教育工作者无批判地接受杜威思想，并承认其存在一定的不适用性。他批判了杜威思想中“学校即社会”和“教育即生活”的流行口号。“现在，我把‘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把它变成‘生活即教育’”，陶说。他把杜威理论转换成与美国不一样的社会环境。这种改变根基于20年代的许多痛苦经验。实际上，到20年代末，面对中国教育的西方化模式，陶的整个心态经历了一场转变。1928年，他在编辑本人的一本论文集序言里写道：“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下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9]20世纪20年代末，陶的教育思想的变更终于与发起人蒋梦麟的观点拉开了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