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该主题思考的背景，陶可能阅读了前发起人蒋梦麟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北京一家主要报纸的版面上，蒋提出了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感受到的问题：知识阶级只是一种形式，在新生共和国中没有资产也没有力量，他们的改革思想没有效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没有影响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引起了连续不断的与尖锐的辩论。[86]章士钊1927年早期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反对把知识分子界定为阶级的批评。他指出，俄国苏维埃和英国工党都认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知识阶级具有关注与联系工人阶级的不同寻常的传统，因而为了利用他们，不需要以不现实的态度攻击知识分子。[87]陶似乎也参加了辩论。他的文章这样开头：“近来的方向又转过来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呼声一变而为拥护知识阶级的呼声。我们又不得不问一问：什么是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怎样造成的？”[88]他的分析是对新旧知识阶级的批评，这种分析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陶清晰地区分了社会阶层身份和后天能力。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禀赋水平是变化的，如同人类的身高一样高矮不同，并不是所有人之间都存在差异，也当然不是一种“阶级特征”。知识也从来不应是造成阶级属性的东西，而且知识也是变化的。接着，陶把真知识定义为建在经验之上的东西。标准哲学的知识观与真理观的实际含义是一样的。陶以相似的隐喻阐释了与儒家“大学”同样的主题。文中写道：
知识比如接树，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另一种树枝上去使它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之花，结更好吃之果。如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知识之上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89]
依据陶的观点，当知识以某种方式与经验之上的自然生长过程相分离时，问题就产生了。
对陶来说，伪知识就像纸币一样，是不能提供现金的经验之金库。[90]为了继续传递这种知识并使之具有价值，需要外部一些特殊力量。以前，这曾是皇帝的工作。陶认为，皇帝设置了基于死知识之上的地位等级制，剥夺人民之中最有能力的应考者向权利结构挑战的地位。这种灵巧的手法束缚了中国最杰出和最具创造力的头脑，让这些头脑练习格式化的“八股文”，并让知识分子成为不切实际的跛行人。[91]“教用脑的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92]
19世纪与西方的接触暴露了八股文的虚假。它就像“鸡蛋碰石头”，陶认为，当固执己见之人仍紧紧抓住其虚伪身份不放时，悲剧仍在上演。[93]陶同样对虚假的“洋八股”的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该心理因素是许多出国之人妄自尊大带回国的。要是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知识只来自记忆，并没有经过检验的话。他们一样是错误的。[94]
1927年，陶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仍然依据实用主义试验性知识的观念。正如杜威所言，经验是全部知识的来源，并在环境之中通过检验而学习。依此，陶批驳了伪知识阶级。确实具有经验性知识的另一社会阶级——农民常常成了陶工作的中心。接着，在有关1927年国民党清洗马克思主义同盟的辩论中，群众被有意忽视掉了。陶认为，在解释社会变迁时，群众将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南京。反对可憎的军阀与具有特权外国人的革命热情涌入了教育界。陶对国民党的胜利和不久有组织地清洗左派的反应，文字没有记载。然而到1929年止，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件推动陶的思想达到顶峰，也许最好应包括他对上述两事件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