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莱士（MildredPrice），女，20世纪40年代任美国援华会总干事，热心支持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教育事业。毕莱士女士曾对陶行知的人格、思想和事业给予极高的评价。1945年9月28日，陶行知草拟了全民教育计划，计划征集200万美元基金，其中要向美国援华会和美国联合援华会请求支援100万元美金。于是，陶行知给毕莱士去电报，要求拨款以资助他进行旨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的民主教育实验。1946年4月至6月，陶行知奔波于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接待毕莱士的考察，6月21日，陶行知在锦江饭店拜会毕莱士。7月25日，陶行知突患脑溢血逝世，全民教育事业也就此搁置。12月9日，美国教育界名流300余人在纽约举行追悼大会，毕莱士任顾问委员，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
本书选取了《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中的《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伟大的教育家》一文，本文为毕莱士在1946年7月陶行知去世后所写。在文章开篇作者首先高度评价了陶行知，认为陶行知“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世界的”。文章对陶行知在美国的影响进行真实的描述，作者讲到，在美国，陶行知是大家都知晓的“伟大的教育家”“了不起的教师”。她说：“从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州到大西洋滨的美国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一个了不起的教师，并且还用他那‘即知即传人’的名言象征中国今天最需要的一种教育。”行文中，毕莱士以质朴深厚的语言，将陶行知在美国的影响娓娓道来。她讲道，和陶行知有所接触的美国人都为陶行知的事迹所感动，包括陶行知的美国朋友和在重庆认识陶行知的美国人。毕莱士认为，美国朋友对于陶行知去世的惋惜基于人物本身，又远远超乎于此，作者和他们一样，更加惋惜的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损失。除陶行知的美国朋友外，赞扬和宣传陶行知的还有当时战争时期在重庆认识陶行知的美国人，包括当时的美国士兵，他们深受陶行知的感染，对中国的教育的胜利葆有信心。他们为陶行知坚定的改革信念和为理想奔走相告，为民主独立鼓与舞的精神所感动，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解决中国大众教育这一艰巨问题的有效途径，并终将胜利。陶行知的死，对于整个民族，特别是对中国儿童的损失让这位美国友人感到扼腕叹息。
毕莱士从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角度来评价陶行知，认为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致力于发展中国儿童教育，努力培养儿童具有知识和才干。陶行知献身于中国民众的民主教育事业，希望中国人民能享有民主生活，也希望日本、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能享有民主生活，推动了世界民主运动的发展。毕莱士曾到重庆参观过育才学校，她相信，陶行知的教育必然将成为中国明日之教育。言语间充满了对陶行知去世的哀痛，号召有志之士为陶行知终身奋斗的教育事业继续奋斗。全世界对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正是对毕莱士女士那富有洞察力的断言和评价的证明，人民对于民主事业的追求和向往是不分国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