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基南（），美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蒙特·霍约克学院历史学教授。曾发表过著名论文《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后来，他将此文扩充为一本专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本文选取了《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一书中的两章。《陶行知与教育改革（1922—1929）》是巴雷·基南在书中列专章重点论述陶行知的一篇佳作，该文在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作者对研究陶行知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浓厚兴趣。这篇文章以大篇幅分四部分介绍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影响力。在第一部分“陶行知的领导”中，作者集中论述了陶行知在1917年回国后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日渐明确的教育改革方式；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陶行知在1922—1924年开展教育事业时的主要教育思想；第三部分“教育改革”主要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依托，从文中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方式也都以所处的社会动态为转变的依据；作者以“知识阶层与民众”作为专节在第四部分中加以论述。作者在研究中发现，“知识阶层与民众”问题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于这个论题的探讨可以“知人论世”，了解当时宏观的社会因素，也可以更加深入地体察陶行知作为平民教育领袖的初衷和思想变化。巴雷·基南就杜威访苏、夏弗斯基的教育工程及陶行知的晓庄学校也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认为杜威在考察苏联教育之后所著的《苏俄及其革命世界印象》一书中，已有了接近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表述，陶行知与杜威的分道扬镳在此时得到了杜威本人的认同。
在《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与新教育改革运动》一文中，作者详细论述了郭秉文、蒋梦麟和陶行知等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领袖们的主张和活动，揭示了他们在旧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从事文化改革所必然遭遇到的悲剧性结局。巴雷·基南采用倒叙的方式，开篇就提到新教育改革运动在中国的结局——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受到严重挫折：郭秉文易长，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当局驱逐，陶行知退出国家教育机构，转而投身非正规教育和乡村建设。如此开篇安排，可见作者对于民主改革者结局的惋惜与深思。巴雷·基南对三位教育家与新教育改革运动的论述，以历史史实为剖析对象，将教育家们在施行杜威式新教育改革的思想和行为融入整个历史背景中，作者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教育家理想与现实的心理矛盾都进行了一一揭示和渗透，既有客观现实方面的理性分析，又有人物思想上的主观表达。作者比较认同在当时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变幻对于社会各因素的影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的风云变幻之中。巴雷·基南将陶行知作为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中一位独特的研究对象加以论述，他认为陶行知依然坚持原有的“政治中立”的态度，虽然实施教育救国显得步履维艰，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教育改革的热情和挽救国家危亡的历史使命。然而，作者也指出，陶行知虽然力图摆脱政治的干扰，但这种在底层发动教育的实验模式还是需要政治的扶持和资助。
表面观之，作者行文历数客观史实，然而言语中却包含对于三位教育家改革结果的同情之感。在新教育改革运动中做出重大贡献和努力的三位教育改革领袖都曾把教育架构看作促进改革的工具，但当教育理想与政治权力交锋时，却显得软弱无力。事实证明，即便三位教育巨擘离开了主流教育界，但依然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进行努力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