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0年，陶实施了一揽子与新教育和乡村教育有关的新试验。[9]基于笔者的知识，认为该工作应是平民教育运动基础上的一个崭新发展。陶根据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更清楚地明确中国需要的教育类型，而且，他进一步认识到应该发展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为了实践其理念，1927年3月陶创办了乡村试验师范学校，该校远离于南京郊外。这就是有名的晓庄师范学校，它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0]他也创办了一系列的乡村学校。[11]此时，陶进行实验发展了他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精髓如下：“生活即教育”[12]“社会即学校”[13]“教学做合一”[14]“行是知之始”[15]“在劳心上劳力”[16]“乡村学校是乡村改造的中心”[17]和“乡村教师是乡村改造的领袖”[18]。
陶发展了的思想和试验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动力和方向。1929年秋天，威廉·克伯屈教授访问了陶创办的学校，声称给自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1953年1月，笔者对他进行了访谈，这位著名的教育家说他非常倾慕陶的工作。
1930年冬，陶在晓庄从事试验活动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理学博士学位。[20]
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远离于南京郊外的晓庄试验学校并要逮捕陶。[21]关闭这些试验学校和逮捕陶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又有个人的。
（五）工人教育试验、小先生运动和上海的众多活动（1930—1936）
1930年4月，由于政府签发了逮捕证，因此，陶不得不离开晓庄前往上海隐居在法租界。[22]是年秋，由于政府通辑，陶离开上海到达日本。1931年春，他回到上海。[23]归来后，他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和“自然学园”，发起了平民科学运动。他在科学领域为儿童和民众撰写了许多文章，编辑了一系列的科学读物。[24]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为了响应学生们的呼吁，政府立即开始在学校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日本入侵东北后，中国政府要求同日本举行和平谈判，呼吁国际联盟迫使日本有所节制。因而，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后撤，实质上没有抵抗侵略者。是年11月，笔者目击到，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0名学生会聚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1931年12月8日起，上海正式打响了历时三个月的战争，加速了国家抗战的准备，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大大地增强了。
在外国侵略强加于中国内陆的背景下，由于陶十分崇尚教育，所以他在上海实施了很多教育试验。从1932年起，陶创办了“工学团”，其宗旨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25]强调公民教育和生产教育。该项工作是新局势下晓庄试验的继续，也是陶的重要贡献之一。
1933年，陶组建了中华教育普及助进会社，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由于师资缺乏，陶实施以“小先生制”和“传递先生制”闻名的试验。这是基于“即知即传人”的原则。[26]由小先生承担的“十分钟教育”和“送教上门”的实验取得了成功。这是陶的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同年，陶创办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社”来设计新教育思想和可操作性的教育实践，并让人民了解抗日救亡的道理。1938年，该社正式向政府注册。1933年以来，他也是一系列书刊的编辑。《乡教丛讯》和《生活教育》半月刊有着广大的读者，最具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