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陵大学，陶行知开始吸收王阳明（1472—1529）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学说。[10]有迹象表明，陶行知以“知行”为名是在金陵大学期间或在这之后不久，并且，他在思想上已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相接近。
这里我们大致提及王阳明比较突出的一些思想，尤其是那些对陶行知的影响颇大的思想，是有益的。对于王阳明来说，“致知”就是良知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延续，因此“格物”就必成为一种自我修养。
“良知”的重要性导致了著名的“知行合一”学说。既然良知是内心占优势的部分，那么在思维过程中就不再需要任何优异的智力水准，避免在一定的环境下做出自觉选择。在理解的过程中，心制造了一种价值表述，一个行为的选择。见好色和好好色是一回事和同一行为。[11]更进一步的是，在王阳明看来，既然行为的选择和行为本身是一样的，从良知中产生的选择证明跟行为一致，那么，在这一心理的短暂回归中，“知行合一”学说就成立了。
王阳明对陶行知的持久影响，不只是在于名字的两度改变（先改成知行，后改成行知），还在于陶行知在阐述杜威教育理论时所使用的某些隐含的特定的表达方式。陶行知最著名的“教学做合一”理论表达了他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能把智力和外部世界用一种能动的、独特的、非学术的方式联系起来。尽管陶行知后来抨击王阳明对知识理解的主观方法，但是王阳明学说的范畴一直伴随着他。这些范畴在1917年以后被表现为杜威实用主义的外衣。它们反对所有以描述内心和外在世界为题的哲学假想，他们导致了一种感觉的能动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感觉和行动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也同样导致一个重要的社会推论——陶行知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这将在后面谈到。
1914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同年，他与他妹妹的一位同学结了婚。[12]在此之前，他曾打算到市政府谋职。但后来终去美国留学。尽管他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但离开金陵大学以后，他决心投身于尘世的事务。这当然是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的事业生涯。从人文主义到行政生涯是自然的一步，虽然当时在行政方面寻求专门训练是明显地超出中国传统的。
陶行知从亲戚处借钱赴美国，于1914年秋季在伊利诺伊大学成为一名政治学研究生。他的第一学期精力几乎全部花在政治学的课程上，但也修了一门教育行政课，这可能跟在市政府谋职的兴趣有关系。[13]教这门课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年轻毕业生罗特斯·迪塔·考夫曼（LotllsDeltaCoffman）教授[14]。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考夫曼给了陶行知教育哲学方面的最基本的知识。教育哲学对他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以致他很快放弃了政治学。他的第二学期便有了相当多的教育学课程。[15]次年，他溯源而上来到杜威实用主义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直待到1917年。这一期间，他完全沉浸在杜威主义的影响之中。
三、回国留学生
1917年秋，陶行知回到中国，成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在那里，他试图越过重重障碍，推行杜威主义的教育方法。他的失败导致他1918年拒绝出任教育系系主任一职。[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