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一个活的灵魂比一个死的人物更为有意义。只有当我们从陶行知博士之死所受到的致命震动中苏醒过来以后，我们才开始了解到他的一生事业之意义。我们现在总体验到他遗留给世界的那份伟大、生动、鼓舞人的遗产。
他的兴趣非常广泛，然而却又是彼此相关着的：比如人民政府之推进，民主经济之发展，人身自由之保障，普及教育之推广，以及个性发扬的机会之提供等。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即便是对于一个具有超然能力的人也要承当不起的，然而对于陶博士说来他们却是他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他的生命本身提供了鼓励，他的言行则提供了进行他的工作所需的指导。
陶博士的主义与理想是世界性的，既非含糊不清，亦非玄妙莫测。他的思维没有一点偏见与迷信，这二者曾阻碍了人类进步达数百年之久。他不仅审慎地再三思索他的观念，而且还能把他们表达出来，使任何人听了看了都能懂得。他那温和的阐述，常常富于诗意，富于幽默，渗进听众的心神中，甚至比街头巷尾演说者最生动的主张尤为深刻。
他理想中的世界是人民应当有的一种世界，在这世界中人民应当有种种应有的待遇，无论这是一个怎样复杂或不确切的特殊问题，但是陶博士对于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则一向是清楚的。他的一切决定都是以他的心目中的人类福利为依据的。
他的计划是如此的具有基本重要之意义，无论是在美国或在埃塞俄比亚都和在中国一样的适用。只不过是因为他爱那遭受重重压迫与痛苦的中国人民大众，才使他首先注意到中国的问题，而未及其他民族。
他的事业对于世界历史中的进步传统具有巨大的贡献。他对现代中国的文盲、贫穷与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足与历史上人们对宗教裁判所、封建主义与贩奴制度的斗争共垂不朽。
陶博士是我们这个紊乱霸道的世界经过多年所生产的少许文化人物之一。他对于人性的认识实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世界上像陶博士这一类的人物实在太少了。在美国，林肯便是这一种天才。假如他们俩要是同生在一个时代的话，我相信陶行知和林肯一定是工作同志。
（陶宏 译）
[1] 原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