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它肯定了客观现实的存在；第二是它从运动不息的现实环境中去认识现实，把握现实，改革现实；第三是它承认自然生活社会生活产生最高文化——教育，而这种教育又能反过来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生活。但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教育孤立起来看了，没有把一切现象都看成一个互相交织、互相存在、互相关联的统一体。它虽然已经看到自然生活社会生活与教育的不可分性，但它刚走进大门便停止住了。所以要一直等到后来，才发现这一方面的缺点，而把它弥补起来。但就上列各点看来，它实在是一个非凡的新教育思想，它已经孕育着后来才被发现的“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了。
原来，生活教育是从方法论开始的，那时候以为要实现上面的活教育，只有用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它认为过去传统教育之所以于国民福利无补，就是因为教师只教不学，不能教学相长，不能有所发明；就是因为死读书不动手，不能生利，只会分利。同时，它认为人类进步完全靠两只手，手能制造工具，运用工具，创造工具，所以人类才有今天的文明，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也就在这里。因此，教学做合一的“做”是被特别重视，而且做了教学的中心。不久，“做”的意义便被阐发为：“在劳力上劳心。”一方面使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产生更高的知识，一方面认为人类的认识是先有行动，后有知识。小孩子见了火，手触着火之后，才知道火是烫的。因此，没有行动便不会产生知识；没有从行动中得来的知识做基础，便不能接受他人的知识。但如果进一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又成了蠢动；没有行动，只有思想，又成了妄想。所以只有在“劳力上劳心”所求得的才是真知灼见。因而在认识方面，又有“行是知之始”，“接知如接枝”的学理的发现。
第三方面是：因为注重做，把“劳力上劳心”作为做的定义，这对中国士大夫们把教育看为神圣，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视为天经地义，予以有力的打击，它告诉我们“劳心”和“劳力”分家两方面都是要不得的。拿陶行知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我们必须把人间的劳心者、劳力者、劳心兼劳力者一齐化为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然后万物之真理都可一一探获，人间的阶级都可一一化除，而我们理想之极乐世界乃有实现之可能。这个担子是要教师挑的。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也唯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可见得把知识和劳动统一起来的教育观，是一个非常的革命教育观。而它自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意义与要求。它之与社会革命思想逐渐接近，是可以预料的。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