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重庆自五四大轰炸以来，天天有空袭警报，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在市区投弹，使得人心惶惶。我们在青年会，每日都遇到警报。有时，我们在防空洞、地下室里躲避两三个钟头。在那儿，我遇到几个清华同学，其中有一人叫做李忍涛，是××部队的司令官。在9月中旬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到这位将军的房间里闲聊，并赠给他一本我的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他很欣赏我的作品，特别是《贪牛与疯狗的被控》，我揭露了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的贪污罪行，把他比作危害人类的贪牛，引起李将军的共鸣。
9月下旬的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坐上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汽车，李将军亲自送我到飞机场。告别时，他给我一张他自己的名片，并且说他已打电报给他在昆明的弟弟和弟妹，叫他们到昆明飞机场迎候我。
这样，由于党的爱护与支持，由于陶先生的同情和捐助旅费，由于清华同学的掩护和送行，我香港之行实现了。
由昆明而河内，海防，经过广州湾，我于1939年腊冬，安抵港埠。
在玛丽医院住了四个多月以后，转移到九龙雅前郎道一间三层楼的洋房定居，由地下党派谢燕辉同志和她的姐妹三人照顾我。
有一天，我正在书桌旁阅报时，邮递员给我一封从遥远的重庆寄来的信，是陶先生写的，是陶先生珍贵的手迹，信上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赞扬我在上海所写的科学小品。我的四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他都看过，他认为这些作品，正合乎他的心意。他还鼓励我多写这类作品。读完这封信，我加强了对科普创作的信心。
在九龙，我遇到重庆来的客人，带来陶先生给我的问候，一位是新安旅行团的团长汪达之，他的胡须很长，两鬓花白；一位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名叫童常，这个同志后来还和我住在一起。在太子道一间朝南的屋子三层楼上，他每天还帮助我写作，我在香港《青年知识》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古典科学》，就是由我口述，他笔录的。
在那吃不饱、饿不死的关头，陶先生不但自己关心帮助我，还动员许多朋友来关怀和帮助我。如我在香港治病期间，他给在香港的老朋友许世英等人拍了多次电报，代我向他们求援。唯恐电报有错，以致误事，又将电文抄一份，飞函寄去。这件事，是我永志不忘的。
1945年冬，我在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四楼住，消息传来，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陶先生也在其内，遭到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打手的毒打，负伤流血，我气愤极了。我写了一首《给流血的朋友》的诗，发表在《现代生活》半月刊创刊号上。
抗战胜利后，我从广州坐一条货船回到上海，住在胶州路平民医院里。《文汇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卧病十六年的科学家》。陶先生见报后，赶来平民医院看望我，我们畅叙别后情景。
第二天，陶先生又来了，带了小桃一块来，赠给我许多罐头食品，有番茄汁、番茄酱之类。又令小桃把我在桂林写的两首诗——《我们还在彷徨》和《别了，黄姚》——抄走了。这是我和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7月25日早晨，陶先生终因受迫害及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我也曾到静安寺去参加为李、闻、陶三位民主烈士举行的家祭。
陶先生，您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诗人，您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1] 选自四川省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筹备组编：《陶行知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