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自然学园搬到沪西近郊的一个庙里，我到那里去过一次，住了一夜。夏天蚊子很多，又没有蚊帐，我只得把被单盖在身上和头上而睡，天气又热，汗流浃背。在那儿，董纯才同志正忙着翻译伊林的作品《十万个为什么》、《黑白》、《几点钟》、《五年计划的故事》等，他拿他的译作给我看，我很欣赏伊林的写作方法，我愿意向伊林学习。
我也曾到过陶先生的家里，陶先生共有四个儿子，大的叫陶宏、二的叫小桃（晓光），三的叫三桃（陶刚）、四的叫蜜桃（陶城），他们殷勤地招待我，用一杯清茶，—串葡萄。
陶先生身材魁梧，在夏天，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赤着脚，穿一双布鞋，到新光电影院去看电影。
七君子被捕时，陶先生正在国外，在28个国家，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争取海外同胞和各国人民支持。不然也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暗算。就这样，还是遭到了蒋介石第二次通缉。
抗战爆发后，我从上海奔赴延安，又从延安到了重庆。在北碚，有一天正值初夏，陶先生抱着一个大西瓜来看我，我们畅叙了别后情景，他劝我到香港去疗养。我告诉陶先生，我在离开延安的时候，组织上就有送我到香港疗养的指示。
第二天，我和汪伦同志坐滑竿到北碚区长卢子英办公处，陶先生也应约来了。子英留我们吃便饭，桌上摆着36件小菜，量都不多，但非常可口。席间我们谈起抗战形势，大家都很乐观，国共合作，日寇必败，日本鬼子不可怕。陶先生提起为我募捐一事，子英认捐一笔。
从子英处出来，我远远地瞥见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是董必武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从重庆红岩村来北碚视察。我能在这里会见他老人家，喜出望外。我们寒暄了一阵，各奔前程。
是晚，我宿在陶先生家，这是一所二层楼的小洋房（即陶先生初到北碚时暂住的清凉亭，后搬住碉堡），环境清幽宁静，我睡在楼下客厅里，陶先生还请了一位青年陪我，他是育才学校的同学。
在我和汪伦同志告别之前，还和他一起到吴玉章同志处，向他告别。
吴老住在嘉陵江北岸，倚山傍水，形势险峻。在那儿，我们还见到叶剑英同志，我们四人组成临时党小组。那天上午，天气晴朗，从窗口俯视，江水滔滔，此景我不能忘怀。我们谈了一上午，我向吴老、叶老汇报陶先生提议我去香港治疗，并为我募捐1000元。他们问长问短，都很关心我的病情，我征得了党小组的同意。
在临行时，吴老还把他老友曾育隽先生从香港送给他的牛奶罐头4瓶转赠给我。
1939年9月的一个早上，我们三人——陶先生、一个青年和我——天一亮就起来了，盥洗后，吃了早点，就从陶先生家里出发，坐滑竿到码头去，登上汽船，不消一个小时，就到达重庆。
9月中旬的一天，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汽车，接我们到青年会暂时住下，陶先生给我安排了房间和伙食，留下那个青年陪伴我，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并学会扶我走路。
次日，陶先生又来话别，祝我一路平安，叮嘱到香港后写信给他，并且说，他已把我的近况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了。
过了一天，叶剑英同志和钱之光同志在百忙之中赶来看我，还给我一张50元港币和一封介绍信，是给当时我党在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和杨琳（即秦邦宪——博古之弟）二人的。他们说：“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都非常关怀你的健康，千叮嘱万嘱咐，要你保重身体，在港安心养病，积极治疗。你还年轻，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回答说：“你们这样关心爱护我，我要和病魔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以迎接共产主义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