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当我还在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李公朴先生约我同往晓庄去。
晓庄在南京郊外。那时候，晓庄师范已被封闭，陶行知先生正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逃亡在上海。晓庄师范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没有校舍，只有帐篷，师生都下地劳动，种庄稼，养鸡、养猪，所有书籍、纸笔、桌椅、黑板都靠劳动所得购置，尽量做到自食其力。
陶先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口号。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在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天，我们还到五柳村陶先生住处，探望先生的家属。
1932年，我到上海，在萨坡赛路李公朴先生家里，又遇到陶先生。
同年，我因失业，走投无路，公朴就介绍我给陶先生。
那天傍晚，在蒙蒙细雨中，陶先生接我到西摩路自然学园里去。
自然学园是一所三层楼的洋房，我和戴白韬、董纯才三人住在二层楼上，丁柱中、方与严、陶宏三人住在楼下，陶先生白天来晚上回去。
三层楼上住的是一对巴基斯坦夫妇和他们的儿女。
楼上有晒台，我们三人每天起床后，就坐在晒台上晒太阳。上午，我们看报、看书、看资料。
午饭后，开始写作。我写儿童卫生讲稿，丁柱中写“巴斯德传”，陶宏是搞化学的，他有一套玻璃仪器；方与严是陶先生的助理和秘书，一切杂务工作，是我们大家分管的。
自然学园里，有一架很精密的显微镜，我来后主要是供我使用，我用牛肉汤作细菌的培养基，这里还有其他实验用的设备和仪器。
到了晚上，全体自然学园的同人们，由陶先生率领，到前面一处空地上观看满天星斗，陶先生给我们指出：那是北斗星，那儿是牛郎织女，那儿是天河。他又亲自编写了《天文学活页指导》。
在自然学园里，除伙食不用花钱以外，每月每人还有生活补助费10元。
自然学园，也是自由学园，在那儿我们无拘束，过着写作生活。
我们还创办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是陶先生一生的杰作之一。学校就在西摩路，与自然学园在一起，对外联系设在爱文义路小沙渡永裕邨。那儿是管报名和收发文件的办事处。
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的宗旨，是在造就科学的儿童与科学的民众，使中华民族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科学的世界。
这是个伟大的号召，这个号召感动了我，是我走上科普创作道路的动力之一。
陶先生热衷于科学教育事业，奔走呼吁筹募基金，领导一批科学人才，写作儿童科学读物。陶先生常对我们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到今天，我还牢牢地记着这些话。
那时，我写了一篇给小朋友看的通俗科学作品叫做《两个小水鬼底写真》，我指的是伤寒、霍乱两大病菌。后来，接到一位小读者的来信，给我提意见说：“鬼字有些近乎迷信。”这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写作就注意这点了。这篇作品也是活页指导的一部分。
陶先生又叫我写“微生物大观”，给我20元钱，买了一套两本的参考书，叫做ToplovWilson的《细菌学》，是英国伦敦出版的。我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写成了交给陶先生。
陶先生还同我一起，到史量才先生公馆。史量才先生是当时申报馆的负责人。他创办申报流动图书馆和量才妇女补习学校。他的家，是一所大花园，亭台楼阁，十分豪华，房间里陈设非常精致，都是红木家具。
陶先生向史先生介绍我的生平说：“他在试验室受了脑炎病毒感染，得了脑炎后遗症，在南京中央医院任细菌检验科主任。由于看不惯院长的贪污腐败，愤而辞职，现在流浪到上海，过着亭子间的生活，贫病交迫。公朴先生介绍给我，我把他安置在自然学园里。像他这样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使他学有所用。”
量才先生问我能做些什么工作？我把我学细菌学的经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他，他答应给我想办法。
后来，经过几次商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史量才先生是热心的，他对于陶先生的思想和事业是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