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回国后，主张建立一个富强的新国家，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他不是为搞教育而搞教育，他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国富民强，创造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安居乐业，就相当于小平同志讲的小康社会。陶行知奋斗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人民安康，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把读书作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1919年，他在《普露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中，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以来的伟绩。1928年5月他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国家划出地方数处献与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他列举了三个人“各有超越的见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要有高度的文化才能建设共产主义。读书作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被说成是不问政治，这是不对的。改造社会就是政治，使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很好的政治。当前我们国家的总政策就是富民政策，现在，富民政策已见成效，深得人心。陶行知那时说的“改造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又有什么不对呢？事物本身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现在我们不讲教育救国恐怕还不行呢。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去改造社会，使国富民强。陶行知为救国而办教育，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去办教育；他主张教育救国，并在救国的事业中去改革教育。
还是今年五月十七日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得好，他说：“在旧中国，一些仁人志士也认识到教育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性，提出过‘救国教育’的口号。这个口号连同‘科学救国’的口号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它反映了我国人民发展近代教育和近代科学的要求。”[2]怎样正确对待陶行知与怎样认识“教育救国”的口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陶行知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提倡要有第一流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家要有两条精神：创造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开辟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3]。这里的边疆不仅指地方，也包括知识范围中还没有开发的领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适应新的技术革命需要的新知识领域。陶行知主张办“自新、常新、全新”的教育[4]。“自新”就是要办中国自己的新教育。他说：“我们中国的教育向来是抄袭的。先是抄袭日本，后来又抄袭英、德、法，现在又抄袭美国。这种抄袭教育，简直不是中国的教育，甚至不成教育”。[5]当时正是美国热的时候，他在欢迎美国教育家，道尔顿制的创始人柏克赫司特女士时就是这么说的。他提倡要办独立自主的教育，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办教育，要有中国的特色；“常新”就是要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更新，提倡日日新；“全新”就是不单是属于形式方面的要新，还有精神上的要新。不仅方法要新，而且内容也要新，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要新。
陶行知主张培养“自主、自立、自动”的国民[6]。“自主”就是独立自主精神，就是提倡自我教育。他认为自主的人才能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创办的以及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办起来的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和育才学校，就是典型的例证；“自立”是在社会上要独立生活，自衣自食，不求靠别人；“自动”是学生要自己能动起来，不然还是不能进步，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发挥主动精神。他从德智体几个方面来讲什么是自动。智育注重自学，教书的主要是教方法。他说：“新教员不重在教，重在引导学生怎样去学”[7]。体育注重自强，自己经常锻炼身体，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德育注重自治，反对数千年来的保育主义和干涉主义。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习惯，通过共同自治使他们自由的欲望可以自己约束，可以陶熔出恪守社会公德和守纪律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