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离开我们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已经整整十一年了。可是他并没有死，他还是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将永远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但是，当中国文教界群起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电影《武训传》是应该批判的），接着又有人批评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从此，人们就好像渐渐把陶行知先生遗忘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使我的心中好像展开了一场战斗，使我整夜无法入睡。本年六月一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情不自禁地提出了要求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的问题，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有关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我就连日接到各处来的电话，各处来的信，还有我朋友亲自到家里来，表示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从上海、济南等地来的信中甚至于说，他们是含着眼泪读完我的发言的。这种眼泪，当然是对陶先生的追怀和对我的同情所流出来的同情之泪啊！
这样就充分证明我要求对于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一点也没有包含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成分。当然，我也毋庸讳言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陶先生是我的知己，也是我的老师，特别是在他要离开我们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我是处处把他当作一个榜样来效法的。
那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将要结束的时期，或者说，就是抗战结束时期的前后，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愈来愈残酷。在昆明，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并且公开地说，在重庆要暗杀我，在上海要暗杀沈钧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闻此讯，就一面与反动派搏斗，一面准备着死，他致死的脑溢血症就是从这样产生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向他学习。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那一个时期，他彻始彻终地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一切表现。
他那时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但他已明确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因而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狂风暴雨的岁月中，有许多人都动摇过，我从人缝中看到许多不大自然、不大正常的面孔，只有陶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屹立不动。
不错，他有他自己领导的生活教育社，可是，实质上生活教育社也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在生活教育社和《生活教育》这一个刊物里面，就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例如戴伯韬、刘季平就是那时《生活教育》主要编辑和撰稿人。
不错，他还有他自己所办的学校，那时主要是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可是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里面，也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我很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下工作的党的同志，感到要被暴露了，陶先生就主动地把他们掩护到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里面去。
还有，他那时曾经是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发行过一个刊物，要我来主编，这个刊物叫做《民主星期刊》。这个刊物当然是受民主同盟领导的，但实质上也同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我没有主编一个刊物的经验，我和陶先生商量就主动地请胡绳同志来帮我编。《民主星期刊》的撰稿人，也有许多是党的同志，例如张友渔同志就常常以“若愚”的笔名在《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文章。至于发行《民主星期刊》的方针、任务，更是全面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日本投降后，这个刊物还推广发行过上海版和北京版。这都是由陶先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关系搞出来的。陶先生就有这样一种本领和这样一种威信，在反动统治的严密封锁下，他总能冲破一关又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