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我和我的父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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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但是对于文化的食粮非常重视。过去晓庄学校教育方面的藏书之多，在南京可说是无出其右的。而现在育才学校的图书馆在重庆更是一个难得的好书库。看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也完全是建立在书墙里，后来甚至是双重书墙之内了。从前过年过节，他总是送我许多好书，甚至在日本时也不断给我寄日本出的英文文学书籍。而我们每次需要什么书时，他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形之下都有求必应，从来没有拒绝过，更无需乎向他伸手讨。写个条子——有点像手谕，请他去买去订，绝对办到，好像上司对下司一样。没有别的原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什么事，用什么书。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诚然，书的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兴趣，然而唯其我们的目的不只在书，而更在事上，换句话说，书本是要和实践密切的配合着的，那么对书本身的兴趣就更会无穷无限量，因而对于文化的创造便有了更大的发展的可能。他常说我们不能尽把肚子胀饱，相形之下，变成个小头鬼，同时也要给头脑吃得饱才行。因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钱买书，更不惜多方求贤为他搜集名著。

我20岁那年在南京告诉他哪天是我生日，我要“弱冠”了，请他准备点礼物：一本是英国伦敦天文台台长琼斯著的《天文学》，另一本是芝加哥大学生理化学系库恩教授著的《生理化学实验》。在我生日那天，他来信说我生日那天就去书店订购，同时还给我寄了一本1935年日本出版的《天文手册》，封里写道：“桃红二十岁纪念。科学无国界，恕我买此书。”信内讲到我的存在完全是祖母的爱的结晶，应当将她给我的爱转化为人类的爱，贡献出去，以安慰她在天之灵。在他给我的信内时常有这一类勉励之词。1931年春他在上海校阅丁柱中先生译的《巴士德传》时，写信给我，“读到巴士德的爱女之丧时，巴士德痛不欲生。他的父亲安慰他：将你对她的爱转变对全人类的爱吧，深为感动。”1943年2月21日给我的信：“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一天谈及你，冯先生说你曾为着要帮助一位苦学生而节省吃鸡蛋的钱来完成这任务。这种行动是高贵的，所以冯先生至今还记得。以后我们仍应向这方向努力。”

父亲坚毅不拔的意志和作风是一贯的。有一年夏天，我们在育才逸步斋，他招待一位昔日同乡同学的孩子张克安兄，他在江苏医学院读书。父亲说他和张君的父亲一同到杭州进一个什么教会的医学校，该校规定学生信基督教的可有两年实习机会，非基督徒则无此权利，大概是以此为鱼饵诱人加入基督教之意。张君的父亲是基督徒，当然可享此权利。但父亲以此制度太不合理，学校岂可因学生信仰不同，而对待遇亦有不同，同时也并没有为此而加入基督教，便毅然决定离开杭州了。环境不要想能够压服他，困难更不要想叫他低头。而对于屈服于环境和困难的人，他总给以严厉的指责。

但是基于博爱精神，他非常肯帮助人，尤能爱才与容人。这有他的事业和朋友证明。他对于呼救无门的人一向是鼎力帮助的。我记得在重庆乡下，一次，有一个大学生来找他，希望他作一个保证人，能够领取学校的津贴，可是他没在家。回来后我告诉他，他反问我给他写了介绍信或是打了印的片子没有。我说没有得到他的许可不便轻率而为。他说以后遇见这样的事尽管做了，没什么关系，省得人多跑。对于流落在外乡，人地生疏的青年特别应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