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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的时候，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一度离开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而改就美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大概有半年至一年的样子。在这时期内我们的生活很舒服，因为收入相当丰富，父亲的工作也很清闲。后来大概又因为改进社再三挽请他的缘故，于是又辞去待遇高的基金会工作而回到待遇低但却能做实际工作的教育改进社。他还一度是段祺瑞政府下善后会议的委员之一，开过一些时候的会，好像和他的老师孟禄博士一同参加的。因为他俩曾带着我坐上他们委员会的汽车逛东逛西。

如果说父亲对我们有什么教育的话，恐怕大部分都是从书信以及他的生活与他的事业的体验了解，从他给别人的书信，从他的文章得到的。唯其如此，他虽然很少有机会直接教育我们，但是其影响却较之所谓一般的教育更为深刻。他在南方时，我在北平，就常把我小学里的得意之作寄去给他看，他来信总是夸奖我，鼓励我。当他1926年回南京筹办晓庄师范，1927年春在北伐烽火弥天正式成立该校于南京晓庄时，不时写信给我们，叫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干，不再做少爷，要会扫地、挑水、洗衣服等等，要能吃苦自励。1930年晓庄封闭以后，父亲避难在上海，那时姑母已去世，母亲又生病，一家全靠年高的祖母照应。大家的情绪都不好，可是父亲时常写信来鼓励我们，分析种种情况，给我们充分的认识。后来我到南开去，又转到北平去。这一个期间，因为他被通缉，工作较少，因此给我的信很多，我们讨论各方面的问题，可惜这些信都失落了。1935年6月底他从上海给我一信，那时我在南京，问我愿不愿意利用暑假到泰山去帮冯先生看天象，读天文学。信内一再地训导我说此去应当抱着一个学习心理去，一切都要虚心地学习，生活要勤于料理等等。虚心学习是父亲一生中最良好的作风之一，常常以此自勉勉人，这一点给我们影响极大。他实在没有什么父亲的架子，也没有什么以领导者自居的框子。他有许多事情，有许多计划，都一再地征询他人的意见，也征求过我的意见。

在泰山时我曾写信跟他讲到当时的“学校”环境还是有其可取的地方，而这些可取的地方也正是必要的地方，因此曾对我弟弟们读书的问题提出我的意见。同时似乎对他一向所办的学校——当时有山海工学团、新安小学等等，提出一些批评，不太正确的批评，只看到一点而未顾到全体的意见。后来我回到上海时，我们曾辩论这件事。他一语道破说：“我们的学校都是为穷人办的。有办法进学校的当然可以进学校，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用不着我们来想办法。”这句话一直牢记在我心里，也可以说经过这句话的启发，我才更了解到父亲的事业，一向就是为穷人想办法的！穷人是谁？还不是占全中国绝对多数的老百姓，劳苦大众，流浪儿童吗？我的意思最初也不过就是要充实我们所办的学校——难道说给穷人办教育就不要充实吗？因此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有人以为他绝对反对目前的学校教育，认为一无可取，是不太正确的。能进学校的进学校，但不是盲目的，还是要适当的利用学校环境——例如有些真有修养的好教员，以及科学设备等，来完成求学的目的。他反对的正是只教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教育制度！尤其反对只教人做人上人的教育！可是他更知道教育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反映，因此他更反对造成这种教育制度的社会制度！他的种种教育创造完全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的。同样我们如果不站在“穷”的立场上，如果不站在“穷的中国”的立场上去看他的创造，就不可能了解他的事业。也正唯其如此，他的创造能够不落空，并且是那样的丰富，层出不穷。一句话，为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