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态度，刻薄点说是听其自生自灭，好听些说是自由生长。其实父亲对我们是慈爱的，这已有如前面所举。一个对于人类有那样诚挚丰富的爱的人，岂有冷落自己亲生的儿女的爱的？只是中国还有太多太多比我们更需要照顾的老百姓，青年、少年和小孩子。在我们，只要有饭吃，有书念，已经够幸运的了。他实在没有多少功夫再来管我们，教我们，真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是一样过问的。有一年夏天，我在晓庄，他去上海前特别关照医生要监视我每天吃两颗金鸡纳霜，预防疟疾。我在南开念书时，因饮食不慎得了痢疾，偶尔写信告诉方先生。父亲知道这消息后，立即打了个电报给张伯苓校长，叫我赶快就医。校长把我找去，反而问得我莫名其妙。其实我已经好了好几天了。过了两三天，又接到父亲来信详述痢疾的厉害，不可马马虎虎。
1929年冬，姑母死后，不久母亲患着不治之病，再加上晓庄附近在冬防的情况下，五柳村的夜晚显现得异常的凄凉寂寞。有天晚上，祖母带着弟弟睡觉，我在孤灯下面看书，凄凉得真可怕。忽然感到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停留在后门口——我的家是住在一座山坡上的，一边全是松树，房子就靠近山崖的树旁筑成。从“开门哪”——几乎20年前的这三个字到两年前在重庆听到的这三个字没有什么改变——立刻知道父亲从上海到了。赶紧去开门，祖母也迎了出来。饭后父亲把从上海带来的东西交给我们——棉鞋，袜子，还有我托他买的一本英文歌曲选和原文的《富兰克林传》。祖母和父亲围着我，看我试鞋子，评判鞋子的式样和大小。这难得的一个镜头，仅剩余的一点家庭的温暖啊，现在想起来真好像是做梦一样。父亲向我提议说：你还是学着翻译《富兰克林自传》吧，以后我每次回来时给你改。这提议我当然极乐意的接受了。有一天，据说是南京30年来未有过的大雪纷纷中，地上已经积起了尺厚的雪，晚饭已经吃过好一会儿了。父亲蹒跚的从城里步行回来，穿了一件又长又笨重的大衣，戴上一顶还是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刚进中学后买的呢帽子，看样子真像是一个马车夫。我给他用毛巾拂去身上的雪，奶奶给他摆碗盛饭，问长问短，关心他。这也许就是他在那时所受到的唯一的一点家庭的安慰吧。歇了一会儿，他就给我改《富兰克林自传》的中文翻译，同时也给我很详细的讲解原文，一直到深更半夜才睡。可惜时间不怎么长就停止了。这就是父亲给我的一次耳提面命的英文教育。1931年我在北平，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给我寄了一本《爱迪生传》，叫我翻译。他说他总想在学习上对我有什么帮助，可是总没找到最适当的机会，如今发现一个最好的办法，由我在北平将原文译好，寄到上海给他改（他另有一本原文），改好才寄回给我，将他修改和我的原译对照研究，一方面在英文上可以有进步，而另一方面又可学习爱迪生的求知精神，并可增加科学知识，实在是再好没有了。1933年夏，我在上海翻译法布耳的《天象谈话》（TheHeaven）。父亲原意译《谈天》为书名，“商务”以另有《谈天》一书已出版，因此改用《天象谈话》。每天就利用父亲下午回家吃晚饭时的一刹那，抓住他给我解答翻译问题。最后一次的英文课是三年前，我利用暑假从成都回重庆，给育才服务，主要的是帮助父亲写英文报告和往来文件。经他修改后，他说：“为了帮助你的英文进步，所以我很仔细的给你修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