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果不在身旁时，如有一年他在上海，我们在北京，那么圣诞节前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从别处寄来，并且事先都分好，写好名字，并不是怕我们抢，而是表示他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我们四个孩子从来不为什么糖果玩具打架吵嘴。父亲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假如说基督教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恐怕就是在圣诞节做做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点欢喜而已。我们家以前客房墙上挂着有一张耶稣的像，那不过是表示我们大家对于耶稣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景仰而已。随后在上海，在重庆，他变成了更多的不幸儿童——那些终年得不到一点快乐的穷苦孩子大家所共有的圣诞老人，并且还号召更多的大人来做集体的圣诞老人。在每年的儿童节，尽量的捐献金钱、日用品、书籍衣物文具等等，给那些流浪在街头的，工作在田间的小孩，给他们一天的快乐，解决他们一年的学习所需的用品。
1923年夏天，我家搬到北京去，父亲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在这前后，他奔波于推进平民教育的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夏天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在夜晚推行平民教育，在学校里办识字班，读的就是父亲和朱经农先生编的《平民千字课》油印本。每天晚上父亲差不多都要亲自来实地查看研究。“平民读书处”在小先生制未广泛采用前，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最有力的办法。每一个识字的人家都可成立一平民读书处，教授这一家内和邻居的不识字的人。我家搬到北京后，为了起示范的作用，同时也是实际响应平民教育的推进，那年冬天在我们家门口也贴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纸招牌。中国第一个小先生——小桃，便是那时的产物。我们大家都教奶奶和老妈子、厨子读《千字课》。奶奶读得非常有兴趣，也非常用功，一闲下来就读。我还记得她的书本是放在梳妆盒里的。她一不懂就问我们，同时她也在做“即知即传”的工作，鼓励佣人们也读书，并且还会教他们读书。在这个试验中间增加了父亲对普及教育的自信，而当他半月后从张家口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这位“学生”时，奶奶居然能毫不错误的读出来，了解其间的意思。这更使他相信这条路线的正确。
我们几个兄弟还在孩提时，父亲因为普及教育和其他的工作，很少能再在我们身上负什么教育的责任。到了北京后，更因为工作关系，到处奔走，使我们在形式上很少有什么接触。从这时开始，普通的父子关系在我们之间似乎是逐渐淡薄下来。父亲所以能够致力于各种创造性的艰苦工作，本身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因为他无家庭后顾之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姑母和祖母实在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分担了他不少的重负。
在这儿，我愿意重申一句：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造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在7年之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通过她们的牺牲，父亲才能放开手勇往直前的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