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战争的1932年前后，这一步的主要表现，是在经过一段摸索后，先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多次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又毅然决定为冲破国民党的反动束缚，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而倡办工学团。而且除在谈到乡村工学团时，强调要以“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真农人”为主体，以培养普遍的“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能力”为目标来办理外，还愈益明确地重视了以“真工人”、“真农人”为主体的工农联盟。先是批评国民党召开的所谓国民会议的“会场里找不出一个靠自己种田吃饭的真农人，也找不出一个靠自己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后更公开说明“我们整个理论是以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和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真农人和劳苦大众的小孩为基础”的。并且十分鲜明地宣布“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要“联合机器来革命”（见《锄头舞歌》于1933年新补充的第五段），从而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号召，提出走“穷国教育”、“穷人教育”的新路子，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的新办法，发动工农群众自己创办既做工、又学科学、又团结自卫的工学团，为反抗侵略作准备。
第二步是在我党发表“八一宣言”、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初期。这时的突出表现，是连续发表了《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民族解放大学校》、《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文章，特别强调唤醒、团结和依靠“被压迫大众”，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且比前几年更进一步，公开走上“抗日救国”第一线，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亲自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充当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宣传抗日；回国后又在普遍宣传、推广抗战教育的基础上，艰苦创办育才学校。这样，就不单使他的生活教育主张和当时我国主要历史任务——抗日救国紧密结合了起来，而且把他的努力和希望都着重面向了被压迫的工农大众。
第三步是在四十年代前半段，在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公然掀起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的**及日本投降后更进而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几年间。这时，他不仅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群众一同奋起反对分裂倒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专制独裁、争取和平民主；不仅比以往更公开地强调反对由“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赞扬由“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民主”；实际上还超越新民主，比以往更明显地提倡和宣扬了好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质的重要主张。例如：
（一）提倡包含“集体自治”、“集体探讨”、“集体创造”三种要素的“集体生活”；
（二）提倡新“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
（三）进一步提倡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创造精神；号召“迎接东升的太阳”、“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
（四）提倡“文化为公”，“教育为公”，办“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办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
（五）倡办“有形”和“无形”的“社会大学”，宣传“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教人民做主人”，争取“觉悟，联合，解放，……创造”，“捣碎痛苦的地狱，创造人间的天堂”。
当然，他在起初有些话还说得比较含蓄，但是积极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跃然纸上了，我们就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足够理解和应有评价。
三、陶行知在政治和哲学思想上的变化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愈益发生上述变化，主要是在从1926年至1946年的二十年中。这和当时我国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可分，和他自己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上能随着客观实际不断提高认识、走向进步更有决定关系。他起初在《锄头舞歌》里歌颂“天生孙公做救星”，说明他在那时还只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可是到三十年代初，就愈益洋溢着支持工农大众“翻造”“人间地狱”的思想感情；愈益认清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性；愈益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和自己原先的老朋友如胡适之流划清了界线。到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更愈益从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发展成为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所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事业，不仅愈益信赖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而且愈益成了共产党及解放区培养、输送革命干部的据点。
上述各点虽只略述梗概，但已足可证明，给他扣上“改良主义”、 “实用主义”的帽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至于我们过去所说的“新马尔萨斯”和五十年代所谓的“新武训”等等，更早不攻自破了。
我这样讲，决不是说陶先生的思想已经完全完满无缺。事实上，在他的思想中不仅还有好些需要结合今后的社会实践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且他自己就反复强调永远都要不断“前进”，“创造”。但是按照上述主要之点来看，我觉得，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他有关深入改造旧学校教育，积极开展整个社会宣传教育的思想与方法，对于当前我们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促进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的发展，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更有效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教育，还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除深入学习党中央有关指示和老解放区成功经验以外，很需要一面认真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正反经验，一面密切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采取去粗取精、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的态度，为抓紧搞好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教育，而好好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使能为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1] 选自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3]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二十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4] 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三次会议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二十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