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由于现在我国社会的整个情况，和陶行知先生生前所处环境相比，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在当时能亲自进行的实际活动又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所以在某些具体的方针办法方面，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过与不及之处。可是用我们在当代中国教育方面所应该坚持的上述主要原则作为理论武器，来实事求是地分析比较一下陶行知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写当时反动统治思想相对抗的教育思想，则显而易见，不仅在实质上和我们基本相通，不仅十分难能可贵，而且正如胡愈之同志所说，如果陶行知先生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和我们同心同德，大力提倡“四化教育”。在此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对他在教育理论上的这一重大贡献等闲视之，甚至反而乱扣帽子呢？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教育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里忽然冒出来的，而是随着我国社会实践的发展，反复靠实践来检验、改正他原先对国内外的各种学说的认识（包括我国的王阳明学说和美国的杜威教育学说），然后经过渐变到突变，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早期与后期两大阶段。
关于早期陶行知教育思想，如果可以把他在1924年前后推进平民教育运动看做酝酿期，把他在1923年开始提出“平民教育下乡”看做其后提倡乡村教育的萌芽，那就可以认为其形成时间是在发表《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农村》、《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十八项《信条》等重要文章，并与晏阳初等人分道扬镳、下决心脱离高等学府、赤脚下乡筹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时候。那时正是我国1924—1927年大革命进入**的1926年至1927年春。从他当时在《宣言》、《信条》等著作中所揭示的初期生活教育思想和实际行动来看，从他已愈益注意面向工厂与农村，并且特别着重面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强调唤醒农民、改造乡村、改造古国，强调乡村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应当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等等言行来看，显然已经超越了旧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具有虽不完整、却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时期更为明显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而且根据他所谱写的晓庄校歌《锄头舞歌》和他于1927年8月招待南京市教育局长及各校校长时的讲话看，还可以了解到，他那时并非只从教育方面考虑问题。在《锄头舞歌》中他着重号召唤醒锄头来革命；在讲话中更明确地说：“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可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这些话虽然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讲的，却说出了他过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难于公开讲出的心意，不仅更足以说明他早已就具有一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且证明他那时尽管对大革命的认识还有不少局限性，却决非完全无视革命的单纯教育救国论者。
关于后期陶行知教育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上都由较为完全的新民主主义愈益走向社会主义。时间主要是从1932年前后到他不幸逝世以前的十多年，这一时期他整个思想的发展又经历了较为显著的三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