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事业家。他由一个大学教授，深入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当过中小学校长，办过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幼儿园教育，一心扑在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面。他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高举反洋化教育和反传统教育的旗手。他向当时的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发动了猛烈地抨击，从根本上动摇了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基础。他不仅有丰富深刻的教育理论，也有大量具体的办学实践。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办学和教育实验。他是一个理想远大的教育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家。1919年4月，他在《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流的教育家》的文章，指出三种常见的教育家：“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种或第三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他提出第一流教育家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胆量很大，敢于实验，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对民族的教育有强烈的责任感。深知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还认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之，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从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认为陶行知先生自己就是一个第一流的教育家。他敢于创造，敢于开辟，在一无权二无钱单靠募捐为条件办学的艰难情况下，创办了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学校，培养了成百上千的优秀人才。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每一所学校，都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设在白区的革命干部学校。
第三，陶行知在政治上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我完全同意胡乔木同志的讲话，“陶先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转变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方面，也是全国人民和我们党历来所肯定的。陶先生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无论怎样困难的条件下，陶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从来没有过任何动摇。”这一点，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知识分子很好地学习。
第四，陶行知先生又是伟大的大众诗人。过去人们对于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了解得比较多，而对于他在中国新诗上的贡献则很少了解。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在新诗发展史上的贡献，给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上的努力和他在发展人民大众教育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所掩盖了；另一方面，与过去中国诗坛上存在着的狭隘偏见有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而是善于用诗歌作为宣传他的教育理论的有力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诗人。在他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涯里，一共创作了约近千首诗歌。他的诗歌很有特色，清晰流畅，明白易懂，富有音韵，琅琅上口，人称“陶行知体”，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郭沫若曾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的诗歌，“他的诗体的解放是在解放区作家之前，他真正可以说是独开风气之先。”“他不仅是开创时代的哲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
二、如何进一步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工作，我想简单谈几点想法
第一，补充、修订好《陶行知全集》。现有的《全集》已有六大卷三百余万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但要看到，我们对陶行知先生的资料还不能说已全部收集到手了，比如说，他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他在国外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情况，甚至他的日常言论，等等，在《全集》中反映得还不够。在中国的教育家中，陶行知在国外活动的时间最多，没有哪一个教育家比得上他。据我所知，中国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只有两位，一位是孔子，一位就是陶行知。日本著名学者、日中友协理事斋藤秋男先生就曾撰文说：“陶行知是属于全世界的。”现在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的学者在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思想。
第二，陶行知研究工作要为当前的社会主义人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服务，要深入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普及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和成人教育思想。我们纪念和研究陶行知，不是为纪念而纪念，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三，研究的重点应放在生活教育学说中的精华和其中一些至今仍可借鉴的方法上，以及陶行知所提倡的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上面。特别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大力宣传陶行知所提倡的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
第四，要充分调动有关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力量，对陶行知先生进行专题研究。现在华中师大的陶行知研究和教育经济学研究，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我希望华中师大继续搞好陶研工作。1991年是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我们准备届时召开一次隆重的国际学术会议，希望你们从现在起就作好准备，到时拿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来，为陶研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宋才发、周洪宇根据张健同志1987年5月30日在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讲话的记录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1]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