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还是国内优生、优养、优教思想的最早提倡者。早在1931年9月，他就在《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上用何日平的笔名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长篇论文。他系统地论述了优生、优养、优教的思想。随后又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提出了“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宽生、厚生、共生之世界）和“创造五生世界”的用书系统。他还指出，只有优生才有优养和优教。反之，孩子养得多，又不能教育，以致互相抵消，六十万万人还不如二万万人的力量大！尤其可贵的是，陶行知还早在距今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优生、优养、优教的具体办法，如成立有关组织机构（人口升降委员会）、制订政策方法（一夫一妻只能生一个或二个孩子，人口稀少地带则由人口升降委员会颁布特殊条例、实行避孕、节制生育、科学地选择配偶，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是十分正确的。
陶行知对于高等教育也有不少精辟的论述。陶行知最先就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他从美国回国后的最初几年内，一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后来的东南大学任教授，并任教务主任（即今教务长）、教育科主任兼教育系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头号高等学府，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齐名，时有“北大、南高”之称。陶行知在南高任职期间，进行了许多高教改革活动，如与北大一起首开女生进高等学府受教育的风气，实行选修制，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等等。所有这些对后来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极大。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我着重谈谈陶行知先生与杜威的关系问题。杜威有两个中国高徒，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陶行知。由于这种师生关系，陶行知也被认为是“改良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其实即是杜威，我们今天也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过去许多事情，往往是由于误解所致。从政治上看，杜威对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态度很友好。他的学生和同事、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对苏联的态度也很好。只是在后来因为托洛茨基问题才恶化的。当时苏联将托洛茨基驱逐到国外，美国国内一些人利用杜威的巨大声望表示对托洛茨基的支持（当然杜威本人因为年老思想糊涂也同情托洛茨基），这样就引起了苏联对杜威的不满并展开了一场对杜威的批判。杜威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抗战期间，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曾发起并与爱因斯坦、孟禄等国际文化界名人联名致电当时的中国政府营救中国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解放战争时期，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由此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什么反动的政治家或政客。杜威在教育上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大力宣扬“儿童中心论”，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论”。他说过，在学校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而组织起来。在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论”上，他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尽管他的 “儿童中心论”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错误的另一个极端。但他高度重视儿童的人格和学习的主动性，仍有其可取之处。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对于老师尊重儿童人格和学习的主动性这一点，他继承过来了，对于老师“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观点，又是扬弃的，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学说。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陶行知先生注重尊重个人人格，发展个人才能，创办育才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当然，如何把集体与个人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今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